土徵修法，回歸憲政體制！（完整版）

由民間團體所提出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今日在立法院再度被國民黨所掌控的程序委員會否決，無緣進入委員會討論，這實在讓人氣憤與難過！

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制定於民國八十九年，其中有許多結構性的偏差，對人民財產權及基本人權造成了嚴重的戕害，根本沒有符應憲法的要求，早就為人所詬病。近年來，在民眾激烈抗爭下，政府終於同意修法，但是政府的許多作為，卻讓人不禁懷疑主政者當初的承諾。昨日在「土地強制徵收學術研討會」中，獲邀參與修法的學者終於按耐不住，對內政部目前的修正草案進行評析，其結語竟是：「不禁消極、悲觀地認為…土地徵收法制仍將是原地踏步，但實質上法治觀念將是開倒車；而所謂修正土地徵收條例以回應社會期待，終是虛應故事罷了。」

行政院回應民間強烈修法的呼聲竟然僅是「虛應故事罷了」，這是何其忽視、甚且是藐視民間社會，相信其必將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這星期四內政部即將再度召開修法最後一次會議，惜受邀學者大抵無暇出席，因此修法者恐無機會再聽見外部的聲音。由於此次修法事關重大，筆者願意在此關鍵時刻再進一言：

第一、在民主憲政國家，土地徵收法制應是「備而不用」，而非像我國將其列為最優先、甚且是唯一的手段。這是因為土地徵收涉及人民基本人權的剝奪，嚴重違背憲法對於人民權利的保障，因此，倘要實施，一定要符合非常嚴謹的前提要件，如公益性、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完全補償等，而且是缺一不可。這也表示，主政者的心態必須調整，土地徵收不應再被當成政績，它的問題也絕非僅只是補償多寡的問題（如市價補償），而是主政者必須調整心態，確實踐行前述所有的前提要件。

第二、為了確實踐行土地徵收的前提要件，土地徵收法制因此非常重視徵收的法定程序。政府除了需提供充分及正確的資訊外，並且要賦予土地被徵收人陳述意見的機會，而且這個陳述意見的機制應是讓土地被徵收人（如大埔或二重埔農民）與需用土地人（如苗栗及新竹縣政府）處於平等的位置，並且由徵收權人（內政部）客觀及審慎地予以評估，而不是像現在的偏頗作法，完全交由縣市政府「球員兼裁判」的決定一切。這隱含重要意涵，即目前徵收的主要問題是在於結構面，而非僅是技術層次；另外，這也表示，前述徵收的前提要件（如公共利益）是必須透過民眾的充分參與，共同來形塑、定義其內涵，由此來形成共識，絕非是由權力的擁有者單方面來獨斷。

第三、土地具有多元的價值，必須充分的予以肯認及尊重，而非僅是著重於經濟價格。目前土地徵收背後的思維大抵是完全建構於狹隘的經濟觀點，掌權者以為只要是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政府就取得徵收的權利。這個觀點其實是非常的偏頗，因為，對於許多民眾而言，土地的價值絕非是用金錢來衡量，土地是他們認同的地方，是他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因此，目前農民對於政府浮濫徵收的抗爭，顯示出其正面積極性，就是要重拾我們對於土地的價值觀。

第四、不要再把土地徵收當成是解決政府財政問題的手段，也不要再藉由土地徵收，讓地方菁英進行土地的開發與炒作。長期以來，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皆出現嚴重的財政問題，為了獲得地方建設所需經費，政府不斷地濫用徵收權，由此來獲得所需的土地及建設經費。同時，地方菁英也經由這個途徑，進行土地的開發及炒作，由此累積個人財富。但是，他們犧牲的、掠奪的，是社會的弱勢，及那些缺乏政治權力的人民，這種作為是劫貧濟富，完全不符合社會正義。

總之，目前偏頗的土地徵收法制及發展模式應該是要終止了，盼請行政院及立法院能夠正視問題，趕緊修法，讓土地徵收條例回歸憲政體制，不要再執行這種欠缺合理性及正當性的土地徵收。

縮減版刊登於2011/06/01，中國時報。

敬致中央通訊社信函20110514

敬啟者，

敝人為政大地政學系徐世榮教授，剛才觀看貴社記者之報導頗有感觸，因此冒昧寫這一封信，敬請海涵。

敝校學生會邀請王丹教授演講，講題為「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敝校學生記者之報導如下（公布在政大首頁）：


【校訊記者張硯卿報導】「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學生會14日上午舉辦高等教育論壇，邀請六四民主運動領袖王丹談「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王丹除了分享在歐美求學時，所經歷的學生運動，也勉勵同學，「將大學當作行動、實踐的場所，在實踐中培養智慧。」
2001年4月，王丹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時，正好經歷當時的學潮。學生為了替藍領工人爭取提高最低工資，占領了校長室。運動從一開始只有40多人，到後來獲得更多學生、社會上的響應，擴展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影響大到連課都停了！」王丹說，「很多教授連課都不上了。」學生的堅持、各界的聲援，讓學校的態度由一開始的強硬轉為退讓。最後，學校和學生達成共識，接受部分的學生意見。在討論工人薪資的委員會上，學校也首次納入學生代表。
「他們關切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藍領工人的利益。」王丹表示，親身體驗哈佛的學生運動，給他很多啟發。他注意到，在民主發展相對成熟的西方社會，學生運動著力點已經從政治議題轉移到社會正義的層面。
身為六四民運領袖，王丹認為，大學中的學習不應只在課堂、課本上。因為學生不只是學生，「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期許台灣的學生把眼光放得更遠，進一步去關心各種社會議題、人權問題，並付諸行動，「學習在實踐中培養智慧。」
已經在台灣任教多個學期，王丹指出，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上大學，「但什麼是大學呢？」他觀察，歐美國家的大學，以培養人為出發點，「台灣的教育卻培養出許多技術人才。」
「大學的意義已經變質了。」王丹認為，聰明與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的教育都只致力於培養聰明的人，「是教育很大的問題。」他認為，台灣應將教育政策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否則台灣會拿不出和國際競爭的條件。」
王丹也主張，在大學裡「什麼樣的觀點都應該有所交流」，因為先有了思想解放，才可能有進步。他期許同學們將知識化為具體的行動，積極參與社會議題、公共政策的討論，「將大學當作行動、實踐的場所。」


相對地，貴社魏小姐之報導如下：


（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14日電）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今天表示，台灣教育是最有機會能與國際競爭的籌碼，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至國安層級。
王丹上午出席政治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高等教育論壇，主講「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對於台灣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的現況，王丹認為，學生讀大學不應只想成為進入職場的敲門磚，應提供自己培養成全方面人格的發展機會，讓大學成為實踐與行動場所。
現場有學生提問，台灣應如何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王丹反問，台灣憑什麼讓國際尊重？論軍事、經濟，似乎都稍嫌勉強。他說，台灣唯有靠教育才有機會，使台灣特殊的生活文化基礎成為亞洲教育的聚合點，讓台灣成為亞洲國家的羨慕之地。「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升到國家安全層級，否則台灣會越難拿出能與國際競爭的條件。」
談及台灣教育師資培養文化，王丹忍不住抱怨台灣師資待遇差。他說，他在大學擔任兼課教授，扣除交通費平均時薪僅3到5美元，「這樣真的像被剝削，還不如到街上要飯？」
政府若沒有改善教育，學生該如何努力？王丹說，他觀察到台灣因是海島國家，台灣學生多只關注國內事件，「和台灣人聊不到10句，就一定會聊回台灣。」相較與外國大學生談的話題，就會關注國際事務。
王丹認為，台灣學生可花長時間鎖定關注1個國家，對陌生文化深入了解，培養國際眼光的立足點。他更強調，培養外語能力是最基本也非常重要，「能否熟練掌握語言，決定掌握西方文化的能力。」
另外，王丹也認為，兩岸的距離差在「文明」。即便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但中國整體社會並非正常發展，台灣相對正常，像他對之前台灣澎湖博弈公投就非常感動，「當人權與經濟觀點衝突時，就考驗人類自我的權衡。」1000514


王丹教授之演講題目為「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兩相比較這二篇報導，敝人深以為貴社魏小姐之報導似偏離了主題，頗讓人遺憾！敝人也將保留這二篇報導，當成敝人未來教學之所用。以上，敬祝

編安

晚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看天田 看官田

驚聞苗栗大埔處理方案又生變，吳敦義院長對於農民的承諾再度跳票。

長期以來，我國實施的是不均衡發展策略，政策上重工業、輕農業，重都市、輕農村，這使得農業及農村不斷地成為被剝削的對象。以水及土地為例，它們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源，但只要是工業所需，皆可以被犧牲。近日台灣嚴重缺水，農業用水卻大量被移撥作為工業使用，使得農田必須休廢耕，那些原本應捍衛農民權益的農田水利會竟然是調撥農業用水的主角，角色之錯亂讓人訝異。

再以土地視之，都市邊緣的農田成為地方政府及土地炒作者覬覦的對象，政府在嚴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編製了許多美麗的謊言，每每以促進經濟成長及提高就業機會為藉口，輕易祭出嚴峻的土地徵收手段，剝奪農民的生存權及財產權，苗栗大埔、灣寶，新竹璞玉、二重埔、芎林，及后里中科三期、二林中科四期皆是例子。

這樣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台灣社會的階級分化，也給農村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在以成長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下，這些問題被棄之一旁，因為地方政府已經與派系、財團、建商及其他地方菁英共同構築了一個霸權聯盟，它如同怪獸一般，不斷地吞噬農地及農村。另一方面，從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偏頗制度並未因解嚴而有根本的變革，若以土地徵收為例，事實上它對於人民權益的侵害更是變本加厲。

如何破除意識形態的迷思、霸權的宰制，及不當制度的凌遲，將是農民告別悲情、重獲笑顏的關鍵；而經由一次又一次來自於民間社會的公民運動，才是達成目標的途徑。

發表於自由時報《澄社評論》專欄，2011/5/13，A21。

民眾參與 落實土地正義

隨著上周台南東山永揚垃圾場環評案的撤銷，及苗栗後龍灣寶之工業區土地變更案的駁回，部分農民長達十多年的辛酸及苦楚，終於獲得了些微的抒解。但這些僅是極少數幸運的個案，台灣現今仍然有許多的案例依舊是讓農民惶惶不可終日，土地正義還是無法獲得伸張，這也使得土地政策仍然僅是經濟政策的附庸及附屬品。

　何謂土地正義？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John Agnew認為土地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空間意義，分別為：一、總體經濟環境下的區位空間；二、環境及自然空間；及三、主觀的地方認同空間。過去，在經濟成長、效率優先及威權政治體制底下，土地政策之決定往往僅是侷限於第一點，土地僅被視之為經濟生產要素。近年來，在環境生態保育觀點逐漸受到重視之際，第二點偶而會超越了其他不同的觀點，不過機率卻也不多。然而，至今為止，我們卻仍然非常缺乏將第三點納入於土地政策的考量之中，這使得土地正義一直無法在台灣社會獲得體現。

　所謂的土地正義，即是指土地政策的決定必須要納入上述第三點，並且是要將當地民眾的主觀地方認同放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讓他們獲得充分的資訊，並且擁有充分的參與機會，然後在多元及衝突的論述當中，決定土地使用的未來方向。但是，遺憾的是，由於土地隱藏了巨大的財富，許多擁有政治權力的不肖人士，欲由土地中獲取暴利，因此，上述的土地多元論點往往是在權力的不當運作之下，使得某種觀點特別受到重視，而另外的觀點則是被壓抑或是排除在外。

　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台灣的政經發展，政治學者明白指出，台灣的政經結構是愈來愈走向一個由行政官僚、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所形成的「新的保守聯盟」。另有學者將此聯盟稱之為「新政商關係」或是「新重商主義」，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僚為了追求少數人的經濟利益，不惜成為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土地使用計畫的變更及私有土地的強制徵收就成為彼等獲利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規劃理論的典範其實早已由「現代化」遞移至「後現代化」。以往的主導者｜以經濟成長為主的理性規劃模式已受到相當多的質疑，因為長久以來侷限於經濟理性的觀點已經變成了一種支配霸權，它將許多其他重要的想法（如地方認同、空間歸屬、道德、公義、美學等）皆排除在外，錯誤的認為彼等不值得人們的眷戀，唯有立基於經濟理性之下的行動才算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如此一來，在這種追求經濟成長的理念之下，資本的重要性往往凌駕於對於人類及環境的關懷，規劃理論的重心反而是以促進經濟成長及競爭力為主要的考量，土地正義的重要性也因此被嚴重忽略了。如今，建基於對於現代化理念追求的規劃理論已被揚棄，人們不再相信經濟成長是唯一的判準。在後現代化的年代，必須是以合作式規劃（collaborative planning）理念為主，讓地方民眾能夠充分參與規劃的過程，並共同來型塑他們生活的空間及公共利益。

　土地政策應該要有自己運作及治理的邏輯，它不應再是經濟政策的附庸，它也不應再是權力擁有者用來剝削權力弱勢者的工具。倘以新竹縣為例，不論是「台灣知識旗艦園區（璞玉計畫）」或是二重埔及芎林鄉區段徵收案，皆必須透過資訊的提供及理性的充分溝通，讓民眾及權力弱勢的一方皆能夠擁有公平參與的權力，共同來決定土地的政策，如此一來，才能夠真正體現土地正義的意涵。

本文於2011年4月2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農民第二專長：抗爭！

苗栗後龍灣寶的不當開發案今日即將在內政部區委會再度審查，我們期盼行政院能夠信守當初對於灣寶農民的承諾，在今日就明確的將此案予以否決，不要再繼續折磨這一群善良的農民了。

苗栗後龍灣寶開發案甚不合理，除了明顯違背開發許可的法律規範之外，它也不符合土地徵收所必備的嚴謹要件，尤其灣寶又是屬珍貴的特定農業區，能夠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在當地農民強烈表達欲繼續耕種的情況下，更是沒有理由將其變更為高污染的工業區。

苗栗灣寶的地理位置相當優異，因此屢屢遭致有權勢者的覬覦，欲搶奪其財產。為了保護家園，灣寶農民其實已經抗爭了十多年之久，在最近一次的交談中，張木村農民很感慨的訴說，「抗爭已經成為農民的第二專長」！這是因為他已經往生的父親在生前就反對土地被徵收，在臨終時刻還不忘叮嚀子孫要好好保守家園，否則將來將無顏面見祖先。如今，他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繼續堅定的走在抗爭路上，他的孩子也將無悔的走下去。

張先生此言其實不假，除了灣寶之外，台灣目前還有許多農村也面臨了被強制徵收的命運，這些不當徵收正在培養及訓練許多農民第二專長：抗爭，這對政府而言，其實是個嚴重的警訊。農民原本個性溫和，樂天知命，他們一點也不喜歡抗爭，在上一次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中，灣寶自救會陳幸雄會長就說，「現在是春耕耶，不要再抗爭了，我們已經來第12次了，拜託拜託，不要再讓我們來了。」但是政府許多不當的政策，卻是不斷地將農民驅趕上街頭。

盼望主政者能夠趕快警醒，尊重農民的選擇，並重拾土地的真正價值。土地雖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自然資源，但是它更是人們主觀認同的地方。人對土地往往有著親密的連結或是依附，這是無法用金錢來予以取代的。由許多反對徵收的農民口中，往往會獲得彼等愛家護土的強烈印象，這是因為土地是他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期待今日區委會的決議能夠彰顯土地的價值，讓農民能夠安身立命，而不是倉惶的在街頭抗爭。

看守台灣：科學模擬或是價值選擇？

近日台灣社會因國光石化案而沸沸揚揚，這讓筆者回憶起今年1月底的往事。由於國光石化環評案，筆者曾於1月27、28日，連續兩天與許多青年學子一起守護在環保署前，在雨天坐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反對環保署環評專案小組欲有條件通過此案。

在那兩天，我們聽到年輕人透過歌聲及演講，大聲疾呼要求保留溼地、環境永續、世代正義、及他們對於未來的選擇權利；另一方面，經由現場網路直播，從環保署會議室傳出來的討論議題卻是幾個ppm、10的負幾次方、科學模擬數據等專業術語。同樣的時間地點，一個在室外，一個在室內，我們談的竟然是完全不同的課題，我們似乎是活在兩個不一樣的世界，怎會如此？我們的未來是用科學模擬來做決定的嗎？

環境影響評估是透過科學模擬方法來預測未來的環境及社會風險，主政者故意將科學模擬塑造成客觀中立的機制，認為它是不容反對的。但是，眾所皆知，科學知識有其不確定性，科學技術的可靠性也有其一定的限度，這使得科學家面對日益複雜的高科技，其預測風險的能力相對降低。再者，這些科學模擬通常是建構於許多大膽的研究假設之上，它往往是受到研究者主觀立場的影響，這進而使得科技專家所認定的風險，與實際生活經驗者有了相當大的差距。

但是，權力及利益的擁有者為了掌控政策的決定權，往往故意予以扭曲，過度強調科技及專家的角色，以此來忽略民眾價值選擇的重要性。許多學者早已指出，政府及企業界通常把那些原本是政治的事件轉變成為科學及技術的問題，因此，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要仰賴科技專家，而不是民眾的民主參與。換言之，科技其實是充滿了政治的意涵，在政治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它並且是被工業界、企業界及政府部門用來阻止地方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定。

對於這種扭曲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我們必須重新定位科技與文明的整體關係，並將科技決策的決定權回歸於社會，經由社會理性（非科技理性）之論述來達成決策的選擇。這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應是一個結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日常理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體，它不能透過個別專業化而彼此孤立，而是必須跨越學科及團體來尋取共識。在這當中，地方民眾的意見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將其納入風險評估之中，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其實是個充滿了政治、社會及道德的重要議題，不應由科學及專家所獨占，它必須被併入民主的過程中來決定它的方向。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未來應是個價值的選擇！

本文於2011年4月10日發表於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區段徵收 太不公平

我國土地徵收向來浮濫，引起民眾諸多的抗爭。除了為人詬病的「一般徵收」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國所獨創的「區段徵收」制度。何謂區段徵收？目前的土地法規中幾乎是沒有定義，僅於《土地法》第二一二條第二項有如下規範，「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這個定義不夠精準，使得區段徵收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遷，而有不一樣的詮釋。民國七十五年《平均地權條例》做重要的修訂，區段徵收制度「本質雖仍為政府以公權力強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但事實上，已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區段徵收逐漸成為公部門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挹注財政的最主要方式。

　政府財政愈是困窘，區段徵收制度愈是大受青睞，因為它除了可幫政府快速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外，並可獲得大面積的配餘地，經由配餘地的讓售或標售，可用來挹注國家及地方財政的嚴重不足。因此，民國七十九年行政院核定「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在這之後制訂或修訂的許多法規中，也相繼納入區段徵收，這使得被徵收的土地倍增。據內政部統計截至二○一○年六月底止，全國已辦理完成區段徵收地區計八十七區，總面積約七二八八公頃。

　政府將區段徵收制度定位為「合作開發」，事實上，土地所有權人是被強迫參加，完全沒有拒絕的權利。政府並認為開發完成之後，原本的農地變更為建地，當地也增加了許多公共設施，土地的價格自然會上漲，因此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是得利者，基於「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及「使用者付費原則」，原土地所有權人因此必須有所貢獻，其主要的做法大抵就是「捐地」。倘以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為例，雖然法令規定被徵收地區的「抵價地總面積」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但這並非表示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的土地面積為百分之四十，根據權利價值折算，許多經驗顯示領回的面積大概約為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已，也就是說，土地所有權人因為「得利」，必須捐獻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給予政府。

　這套制度看似合理，但是其實卻隱藏了許多嚴重的問題。

　第一、區段徵收雖與一般徵收有異，但它本質上仍然屬於土地徵收之一種，是對人民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的剝奪，這與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完全不符。因此，區段徵收仍然必須嚴格遵守土地徵收所必備的嚴謹前提要件，如符合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遺憾的，若以這些要件來檢視目前許多區段徵收案例（如竹東二重埔、竹北璞玉計畫），明顯可見皆是不吻合的。也就是說，被迫捐獻多少土地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徵收要件才更是核心關鍵。

　第二、土地的價值被嚴重窄化及扭曲。土地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自然資源，它更可以是人們主觀認同的地方。人對土地往往有著親密的連結或是依附，這是無法用地價的高低來予以取代的。由許多反對土地徵收的老農口中，往往會獲得彼等愛家護土的強烈印象，彼等雖然年歲已高，他們需要的是把土地保留下來，因為土地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政府強迫他們加入區段徵收「合作開發」事業，這其實是相當偏頗的做法。

　第三、區段徵收的得利者主要是政府及財團派系，它不僅是解決政府財政困窘的手段，它也是財團派系炒作土地的最佳途徑。區段徵收實施的地區大抵都是在農村及非都市土地，這些地區由於地價低廉及交通便捷而被擁有權力者選中，土地所有權人往往事前不知，被選中之後竟然也沒有反對的權利。但是，這卻是剝奪社會弱勢者最後僅存的資產而獲致的成果（如苗栗大埔），區段徵收之不公平由此可見。


本文於2011年4月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A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