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周台南東山永揚垃圾場環評案的撤銷，及苗栗後龍灣寶之工業區土地變更案的駁回，部分農民長達十多年的辛酸及苦楚，終於獲得了些微的抒解。但這些僅是極少數幸運的個案，台灣現今仍然有許多的案例依舊是讓農民惶惶不可終日，土地正義還是無法獲得伸張，這也使得土地政策仍然僅是經濟政策的附庸及附屬品。
何謂土地正義？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John Agnew認為土地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空間意義，分別為：一、總體經濟環境下的區位空間；二、環境及自然空間；及三、主觀的地方認同空間。過去，在經濟成長、效率優先及威權政治體制底下，土地政策之決定往往僅是侷限於第一點，土地僅被視之為經濟生產要素。近年來，在環境生態保育觀點逐漸受到重視之際，第二點偶而會超越了其他不同的觀點，不過機率卻也不多。然而，至今為止，我們卻仍然非常缺乏將第三點納入於土地政策的考量之中，這使得土地正義一直無法在台灣社會獲得體現。
所謂的土地正義，即是指土地政策的決定必須要納入上述第三點，並且是要將當地民眾的主觀地方認同放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讓他們獲得充分的資訊，並且擁有充分的參與機會，然後在多元及衝突的論述當中，決定土地使用的未來方向。但是，遺憾的是，由於土地隱藏了巨大的財富，許多擁有政治權力的不肖人士，欲由土地中獲取暴利，因此，上述的土地多元論點往往是在權力的不當運作之下，使得某種觀點特別受到重視，而另外的觀點則是被壓抑或是排除在外。
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台灣的政經發展，政治學者明白指出，台灣的政經結構是愈來愈走向一個由行政官僚、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所形成的「新的保守聯盟」。另有學者將此聯盟稱之為「新政商關係」或是「新重商主義」，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僚為了追求少數人的經濟利益，不惜成為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土地使用計畫的變更及私有土地的強制徵收就成為彼等獲利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規劃理論的典範其實早已由「現代化」遞移至「後現代化」。以往的主導者｜以經濟成長為主的理性規劃模式已受到相當多的質疑，因為長久以來侷限於經濟理性的觀點已經變成了一種支配霸權，它將許多其他重要的想法（如地方認同、空間歸屬、道德、公義、美學等）皆排除在外，錯誤的認為彼等不值得人們的眷戀，唯有立基於經濟理性之下的行動才算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如此一來，在這種追求經濟成長的理念之下，資本的重要性往往凌駕於對於人類及環境的關懷，規劃理論的重心反而是以促進經濟成長及競爭力為主要的考量，土地正義的重要性也因此被嚴重忽略了。如今，建基於對於現代化理念追求的規劃理論已被揚棄，人們不再相信經濟成長是唯一的判準。在後現代化的年代，必須是以合作式規劃（collaborative planning）理念為主，讓地方民眾能夠充分參與規劃的過程，並共同來型塑他們生活的空間及公共利益。
土地政策應該要有自己運作及治理的邏輯，它不應再是經濟政策的附庸，它也不應再是權力擁有者用來剝削權力弱勢者的工具。倘以新竹縣為例，不論是「台灣知識旗艦園區（璞玉計畫）」或是二重埔及芎林鄉區段徵收案，皆必須透過資訊的提供及理性的充分溝通，讓民眾及權力弱勢的一方皆能夠擁有公平參與的權力，共同來決定土地的政策，如此一來，才能夠真正體現土地正義的意涵。
本文於2011年4月21日發表於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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