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4日 星期日

誰該擁有公共政策的選擇權?

(社會問題的定義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在不同的價值、意識型態、權力、或利益取向之下,它被賦予了某種特定的意涵,而這就是公共政策的根本來源。有鑑於此,制訂公共政策的權力恐無法再由技術官僚所獨佔,而是必須保留在公民的手中。)

公共政策之制訂乃是來自於我們對於社會問題作了什麼樣的定義,因此,在論述公共政策的選擇權之前,可能必須先探討社會問題的本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問題,它的定義其實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其包含了許多各方力量運作的可能性。為什麼會這樣主張呢?那就是社會問題的本質基本上是與自然科學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根據Rittel & Webber(1973)之觀點,自然科學所處理的問題是溫馴的(tame)問題,容易清楚的定義並解決,但是社會科學所面對的問題則是完全不同,它所處理的是邪惡的(wicked)問題,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馴服它們。尤其是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社會問題通常也是無法完全的描述,也因此沒有客觀一致的定義,所以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可能無法分辨出是否正確,也可能無法找出最好的答案。

然而,基於現代化科學的理念,專業化被視為是追求完美的最佳途徑,專家們被視之為工程師一般,透過他們對於科學工具的運用,社會問題的解決似乎是輕而易舉的。Dror(1967)指出,系統分析師(system analysts)以往皆相當的自負,以為他們專業的知識可以來解決任何政策的問題,他們拒絕相信技術性的規劃無法促進人們的福祉,他們也不願放棄另一個理念,即經由那些科學工具的運用,完美是可以達成的,而以往對於所謂的「公共利益」也往往是由這些專家來給予詮釋。

可是Rittel & Webber指出,上述的自信心已經是逐漸的薄弱,我們開始瞭解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去定義問題(分辨一個觀察的現象及一個預期的現象),及如何去放置問題(在複雜的因果體系中,問題要被放置於何處),尤其是當我們把價值的因素放進來一起思考之後,問題就顯得更為棘手,也就是因為如此,Rittel & Webber將社會問題稱之為邪惡的問題。許多不同的團體或個人,基於他們不同的價值取向、意識型態、或利益取向,對於此邪惡問題的解決可能就有著不同的方案,而這一些方案並無所謂絕對的對或錯的差異。

再者,一個邪惡的問題是可以由許多方法來給予解釋,無形之中,選擇解釋的方法也就決定了問題解決的途徑,例如犯罪率的提昇可以被解釋為:沒有足夠的警察、校園墜學率太高、法律不合時宜、槍枝太過於氾濫、毒品問題嚴重…等,那到底那一個解釋才是對的呢?其實,沒有一個規則或是程序可以來決定那一個解釋才是正確的,選擇解釋的途徑是獨斷的,一個人的價值態度或利益會來引導他所要作的選擇,而且每個人可能都會嘗試選擇對他最為有利的方向來解釋。而這也就是為什麼Kingdon(1984)特別指出的,問題的定義往往會有很大的政治後果,有一些人可能因此而獲利,但是卻有一些人可能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因此參與問題的定義者,往往會希望問題的定義朝著自己的希望方向走,至少不希望問題的定義會增加自己的負擔。

因此,社會問題的定義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議題,而這也就是為什麼Rittel & Webber所說的,「政府規劃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社會及政策的規劃—都是很難去定義的;他們的定義是倚賴於捉摸不定的政治判斷,然後以此來解決問題。」也就是因為如此,社會問題的定義往往是在我們尋得解決的方法之後,才會逐漸的明朗化。這也是說,問題的定義與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同時在進行的,只有在解決的方案確定之後,社會問題的定義才會成形。因此,一個重要的觀念就可由此來引申,社會問題並非是客觀的存在,而是決定於我們要如何的解決它。這也是Lindblom & Cohen(1979)對於問題定義的見解,他們說「尋得一個問題的權威式解答,通常似乎都是失敗的,這是因為質疑者及批評者可以很容易的宣稱問題被錯誤的定義。其實,問題並不是客觀的存在那裡(out there),讓我們去發現它,我們作了一個選擇來形塑我們的問題(we make a choice about how we want to formulate a problem)。」相同的,政策規劃學者Davidoff(1965)也認為價值是無法從所謂的理性規劃模式中去除,他主張政策的制訂通常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事實的認定(a matter of choice, never of fact)。

由上述的論述引申,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該擁有這個選擇權呢?如果社會問題的定義是源自於政治判斷,而這個判斷是受到價值、利益、權力的影響,那麼,技術官僚對於社會問題的見解或是對於公共利益的詮釋,可能不會遠比一般民眾還來的高明許多,因此,在此情況之下,尤其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此選擇的權力是否就該保留在公民的手中呢?

2005/04/24 發表於政大社科院政策論壇

2004年2月5日 星期四

重拾臺灣地理空間的認同

長久以來,臺灣住民在國家認同議題方面出現了相當大的歧異,由此也引發了社會不同的觀點與行動。最近有一批大學生打算要把臺灣的泥土送進聯合國,而華爾街日報也報導了臺灣住民因國家認同受到限制的不滿;然而,相對地,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則是於一月十一日刊載了吳展良教授的「同心圓史觀的限制」,並有相關後續文章的討論。由於,歷史是相當重要的學科,透過不同事件的發生及其不一樣的詮釋,一方面,可以豐富我們的心靈,創造未來不同的想像,並驅動社會實踐的力量;可是,在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在隱約之間型塑出不同的意識型態,相當程度限制了我們的思維,並讓自己的權力在此迷思之中消失於無形。在此認知之下,吳教授之文章(後稱吳文)是很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吳文之主軸大抵為臺灣近年來欲「建立一種新的主體性與世界觀的企圖」可能是不合適的,因為「人類的主體與認同意識,主要是受文化因素所主導,而非地理因素」,在此情形之下,主政者目前所推動的歷史教育是「在誤解歷史的狀態下進行」,也就是說,這種企圖是與「歷史事實」相悖,是「用主觀的想望取代實際狀況。」吳文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其實主要是一種文化的概念」,而「大多數的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在中國大陸各地的人並無二致,同屬於一個很大的文化傳統」,至此吳文之立場與文化認同大抵已經呈現。其實,類似的論述早於一九七○年代初的鄉土文學論戰就出現端倪,於此二十一世紀開展之際,臺灣似仍難脫此論述之影響。

值得審視的是,吳文最後一段之結論為,「當中國與中國文化富強美好之時,台灣人的國家與文化認同傾向於與中國合一,反之,則傾向於分離。」這句話相當重要,因為它點出了一個相當不一樣的面向,而這個面向是吳文前大半段的論述所欠缺的,這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政府及國家,其隱含之意為,當中國強盛之時,兩岸文化之傾向才會合而為一;反之,則是背道而馳。因此,值得思索的是,吳文重要的判準到底是政府及國家的強盛呢?還是單純文化認同的傾向呢?於此,讓我們再回顧一些吳文所強調的「歷史事實」。

眾所皆知,滿清政府的進駐臺灣,並不是沒有遭到強大的阻力,它必須派出施琅及大批的軍隊才能讓鄭氏王朝俯首稱臣,而這並非是透過臺灣住民對於中國文化的仰慕。滿清政府後來透過軍隊的駐防及官府的設立,才逐漸鞏固其在臺灣的主導力量,於此同時,中國文化才源源不斷而來,這也就是說,文化是藉由政府的行政及軍事力量進入臺灣的社會。然而,縱是如此,在清領的兩百多年期間,所能掌控的區域大抵也是於西部的平原地區,由於東部區域未設官廳,使得「前山」與「後山」有著絕然的分野,這可以從清治末期「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滿清政府的態度可見一斑。於此可見,身居「後山」的原住民在二百多年間並沒有自然的接受中國文化,而是必須透過沈葆禎的「開山撫蕃」才得以有部分的成效,然而,滿清政府後來於「後山」的強勢軍事作為卻也留下了相當多的遺憾。

再來,甲午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軍事及政治力量大批進駐。臺灣住民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日本文化,這是必須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能調整。例如,由於各地零星反對力量不斷,使得殖民政府於西部平原地區的土地調查必須耗時八年才得以完成,再來才能逐步進行淺山地區的林野調查及整理,至於山地林野之調查與整理則更是要等待至一九二五年之後才得以進行,因此,政府的力量大抵又是先行於文化。至於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的歷史則是更不待言,倘大多數的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在中國大陸各地的人並無二致,那麼又何嘗會發生讓人痛心的二二八事件?文化的差異不就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嗎?而如今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其學習國語的過程又是如何呢?不是有許多人因為在學校講地方方言而被處罰嗎?這種文化的教化又何嘗不是透過政府力量的強力運作?再者,如把焦點轉至兩岸關係,孔夫子思想算是中國文化的經典,他曾說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海峽對岸的政權又何嘗遵循孔夫子的教誨,它拿的是近五百顆的飛彈對準了我們,孔夫子的「修文德以來之」哪裡去了?

上述所述皆僅是平常的歷史事實,並不深奧,但它卻有二個論述的重點,其一,即歷史的發展並非純然是不可抗力的客觀力量來主導,它其實是隱含了許多主觀的操弄可能性,滿清政府、日本殖民政府、及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歷史演變過程當中都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可能無法用客觀二字就一筆帶過,倘若我們誤解其為客觀的力量,認為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那我們也就會因此喪失了改變它的力量。其二,更為重要的是,臺灣並非是一個文化中空的地方,它是有文化的,這可以由屢次的抵抗運動中來已呈現,只是過去在各政府軍事及其強勢文化的壓境之下,這些本土文化已是奄奄一息,無以為繼,這使得我們誤以為它是沒有文化的地方,然而臺灣本土文化卻也於險處再逢生,展現其包容性,透過它與外來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的融合,也逐漸創造出其新局。

這些融合創新的臺灣本土文化從何而來?來自中國、日本、及美國嗎?是的,但是,它更是來自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住民,他們於日常生活當中,建立了與土地的密切關係,並在本土之上發展及建構了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各種網絡關係與制度,而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縱然臺灣本土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有所重疊,但並未因此就喪失其獨特性;同樣地,在後現代及全球化的年代裡,縱然因資本的快速流動及傳媒無國界的輸送,可能產生所謂的流動認同,然這也無礙於臺灣住民對於本土的認同,因為大家已是休戚與共、福禍相倚,而這個認同的關鍵雖是來自於特有的臺灣融合文化,但它更深層的來源卻是來自於我們與這塊土地的關係。

作者: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現為美國德拉威爾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中心訪問學人)

(發表於南方電子報)

2004年1月3日 星期六

是住民投票 還是公民投票

隨著民進黨林義雄前主席與國民黨連戰主席的會面,及非核國家行動聯盟要求停止審查核四預算,並在立法院前靜坐的動作,使得「核四公投」的議題近日來又受到相當大的關注。

兩位主席會面之後,傳出「立院倘做出核四暫停施工決議,核四公投即可停辦」的說法,環保團體並指出,若依公投法任令核四公投在三二〇倉促上路,將是民粹而非民主。相對於這種主張,國親兩黨似乎一反以前反對核四公投的觀點,意圖於今年總統大選時同步實行核四公投。雙方的立場表面上似乎有了相當大的轉變。

這樣的轉變,主要的關鍵可能是在於核四停建與否將由誰來投票?也就是投票範圍的規模問題,這是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可惜過去似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核能電廠雖可供應台灣一定比率的電力,但其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卻是相當侷限於地方範疇,因此若是將投票的範圍擴及全台灣,其合理性及正當性恐皆會遭受到相當大的質疑,而其所得出的結果是否能為地方民眾所接受,恐也會大有疑問。因為,這就如同是透過集體的力量,硬性將嫌惡設施設置於某個地方,表面上雖是透過民主的形式,實質上卻可能是透過投票範圍的擴大來稀釋當地民眾的意見,這種作法本質上相當不符合近年來各地方對於環境正義的呼聲,也相當成度違背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根本精神。這也由於民住政治的施行,往往有其地理範圍的界定,透過地方民眾與地方社區休戚與共的緊密關係,及對於各種議題意見的提出,才有可能實現民主自治及深化民主的理想。

因此,若要實施公民投票,可能必須要突破「公民」二字的迷思,並由「住民」來取代之,將「人」與「地」做結合,在有了地理範圍的考量之後,許多地方議題才有可能浮現於檯面,而不是如同立法院前些日子通過的公投法,由中央的立法院一把抓,這反而是限制了地方民眾意見的表達。

地方民眾參與電廠相關事務的高度要求可以由最近的研究結果來呈現。在由中央研究院蕭新煌及蕭代基研究員所主持的「電力設施社會經濟影響研究」計畫、及筆者所負責的「公民參與」部份,於受訪的一五五七人當中,在電廠事務的決策模式上,住民對於既有決策模式的信任成度皆是非常的低,民眾對於參與電廠事務複選題的回答,不論是中央政府層級(16.4%)、地方基層鄉鎮(26.2%)、或是台電本身(10.3%)、甚至是民間團體(19.5%)等都無法取得住民的普遍信賴;然而,相對較有共識的部份,則是有將近六成比例(58.5%)的地方住民認為他們必須擁有參與電廠事務的機會,而非假他人之手,這個數值可能非常值得重視。

再者,對於誰有權力來行使公民投票權?本研究透過隱喻的方式來探詢受訪者的意見。在人數的比例上;(複選題一〇三六人回答,四九四人未答),最高的為「該鄉鄉民(66.2%)」,再者為「該鄉以及與該鄉緊鄰的鄉鎮市民(56.2%)」其餘選項皆呈現出非常低的比例,依序為「所有該縣縣民(19.5%)」、「該縣縣民,及臨接該縣的附近縣民(11.6%)」、「所有台灣居民(8.0%)」。由此顯現出當地住民對於地方事務民眾參與範圍的界定傾向。

上述兩項數值可能都很值得作為「核四公投」的參考。另外一方面,台電公司對於由「該鄉鄉民」或由「該鄉以及與該鄉緊鄰的鄉鎮市民」來投票也應當有信心。

回顧台電公關部門自民國七十九年立法院凍結核四預算後所做的努力,從早期挨家挨戶拜訪所建立起的原級社會關係,民國八十年成立的地方服務中心,其行動策略以透過善意的訪問來讓彼此熟識,一方面關懷地方住民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多次舉辦電廠參訪,藉以型塑台電公司擁有興建世界一流電廠之能力的意象;此外,政府及台電更是投入金額相當龐大的回饋金,其數額早已遠遠超過一個鄉鎮級政府的預算,而對於地方經濟的貢獻恐也無法抹殺。在此情況之下,何妨就讓地方民眾在經濟、環境、政治級社會的各種衝突論述之中,在無威脅及自主的情況下,透過住民投票來表達其意願呢?如此一來,建或不建,都將有一個合適的答案,而這個答案也是社會各界應該給予尊重的。

徐世榮與黃信勳,2004/1/2 《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

2003年11月21日 星期五

建構偏差指標,嚴重扭曲知識體系

上個月爆發的教育部評鑑指標風波對政大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幸賴政大校長及師生們屢次的抗議及折衝後,終獲教育部十一月六日以台高(四)字第○九二○一六○一八七號函復文,事情似終有轉折的現象,然此事件雖告暫時平息,卻仍隱含了與多值得深思之處。
這是因為社會問題的呈現,其中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透過指標的建構來完成。型塑一個指標並觀察其變化的情形,可以引導公共政策的決定者或是一般社會大眾來察覺社會是否出現了問題,並因此思慮是否要有適當的政策介入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指標的型塑及其變數的選取,往往是有意圖的作為,雖然其最後呈現的形式可能為簡單的數據或排序,但是它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他往往隱含了許多操弄的空間,及政策意圖者的傾向。
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評鑑指標(國際論文數量)及經濟部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的大學技轉情況與專利數評比指標,都非常值得我們的重視。透過政府的強力介入,臺灣的高等教育正如同David Noble過去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的觀察一般(America by Design),正在進行一個設計的工程,只是我們做的更為不可思議。這個工程或將重塑我們的知識體系,並嚴重扭曲及狹隘了我們對於知識的認知。
如同許多評論指出,教育部高教司所發佈的大學評鑑指標由於過於粗糙,並嚴重偏科技及輕人文,已經受到社會廣泛的批評,然教育部長及行政院長過去在接受立法委員質詢時,卻仍然大力予以背書,這隱含的意涵就相當值得重視,其凸顯的可能是主政者欲以「科技立國」的強烈政策企圖。科技,在現今的社會已經宛如是進步發展的代名詞,而他對於社會的影響也往往是以正面的評價來予以陳述。然,真是如此的單面向嗎?我們的社會似乎是教缺乏相對的反思,因為科技的變革也往往帶來了社會結構及經濟生產關係的改變。
透過其所建構的管理模式,科技已經滲透入社會的各個領域,逐漸凌駕並摧毀其他的思維及生產體系,例如,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為了要增加工廠的生產量並節約成本,以工程師為背景的管理人員逐漸進入管理的階層,他們以科學為名,建構其管理的模式,而這套模式的最主要驅動價值就是效率,只要是符合效率,能夠增加產出,降低成本,並為資本家攫取更高額的利潤,就是好的管理。時序漸進,如同Jacques Ellul所言,這個價值幾乎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最佳、甚且是唯一的價值判準」。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工業化的社會已成為是大量生產的社會,如Lewis Mumford所論述的,多就是好,進步與否也皆是以數量來評斷。而這套邏輯思維也深刻的影響高教司的指標結構,越多的論文就是一種好的現象,至於論文的影響係數可以暫且不管,而論文重複計算的情況也可以大言不慚的以「國際慣例」來搪塞,反正我們就是要多。至於那些效率不同的其他思維與價值,在這套模式的運作之下,大抵被描述為「人的問題」,及「主觀的問題」,是必須被排除,列入邊陲的位置,並且要好好的自我檢討及反省。
至於經濟部的指標則是透過技轉情況與專利權的授與,欲將科學與生產結合,而這也是學術商品化的十足表徵。其實,技轉及專利權的背後,隱藏了私人公司的影子,經由這樣的鼓勵及設計(台經院的報告甚且要求教育部將此列入教授升等評鑑標準),意圖將學術研究與私人公司結合,這使得大學內的科學研究可能成為私人公司的研發部門,在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經費之下幫助彼等來創造利潤,進行資本積累,而這也就是「知識經濟」的核心所在-能夠促進經濟成長,協助資本家賺錢的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
上述獨尊科技及結合資本積累的知識模式,透過上述兩項指標設計,將相當成度侷限了我們對於知識的認知,並嚴重抹煞了社會及人文知識生存及成長的空間。其實,自然科學及社會人文科學在本質上即有所不同,如以Thomas Kuhn的典範觀念視之,社會人文科學至今是否已存在單一典範成形的階段,仍有許多的討論,而這也是社會人文科學難由單一指標來進行評鑑的主要原因。然典範的並未成形,是否就代表了學術上的落伍或是不成熟呢?這倒不盡然,對於這一點,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如Robert Friedrichs即主張社會科學雖然處於Kuhn所說的前典範階段,各種學說呈現互相競爭的現象,但這並不表示社會科學還未成熟,相反的,這正是社會人文科學呈現多元及可貴之處。
透過社會人文的學術研究,可以拓展我們的思維空間,並在多元的解釋情境之下,引導了未來社會的不同想像,如此,驅動了社會改革及進步的力量。例如,近一、二十年來二二八事變解釋的丕變,及其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不就是一個最佳的實例?而這又是幾篇SSCI文章所造成的?學者龐大口述歷史文獻難道沒有貢獻?而其驅動的價值難道是效率嗎?不就是主政者長期大力倡導的公平與正義嗎?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主政者今卻欲將知識的範疇緊縮,並獨樹一幟,這委實是讓人相當失望與無法苟同,而這樣的作為可能也將深深影響台灣的學術發展走向,而當社會人文的學術研究者都禁錮在研究室撰寫SSCI論文時,台灣的社會恐也將逐漸呈現一片的寂靜。(本文完成於美國奧瑞岡州波特蘭市旅次)

參考文獻:
Ellul, Jacques.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rederichs, Robert W.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Kuhn, Thomas S. 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ble, David. 1977.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mford, Lewis. 1963.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2003/11/21 發表於《政策論壇電子報》,8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2003年7月18日 星期五

住民投票-知識多元的肯認及權力的分享

(編輯按:住民投票制度隱涵了許多深層的意義,本文嘗試由三方面來予以闡釋,一為它肯認知識的來源是多元的,二為社會問題是可以由許多方法與面向來給予解釋與定義,三為地方住民因此可以擁有相對的選擇權力。經過此制度的實施,賦予權力予地方住民,真正的溝通協商或將能夠實現,並由此獲致比較適宜的公共政策)


在陳總統提出公投議題之後,社會也呈現了許多不同的意見,持保留意見者大抵稱核四興建是屬專業知識的問題,一般民眾由於「了解的程度十分有限,此時國人缺乏基本認識,對專業知識與現況認知不足之下,貿然進行公投,所表達出來的民意可能是值得商榷的(林耀堅,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六月二十八日)。」本文要針對此點提出不一樣的觀點,並由此導引出住民投票制度所深具的三個重要意涵。

首先,要探討的第一個課題為知識是由何而來?以往受到科技革命的影響,不少研究者認為事實(fact)與價值(value)是可以分離的,客觀與主觀也是可以分開的,在此情形之下,社會客觀事實之認定應該是一致的,不因研究者主觀價值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既然事實是客觀且一致的,因此,可以透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予以驗證,並得到一致的結論,也就是在此情況之下,論者以為唯有經過科學來予以驗證的,才有資格被稱之為知識,而這也是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

不過,知識的來源真的只有透過科學的唯一管道嗎?可能不是如此,知識的來源應該是多元的,專研知識論的學者K. Popper及P.K. Feyerabend都提醒我們這個重要的觀點。例如,透過實務者的工作經驗及生活者與周遭環境的互動,其實也可以產生許多值得重視、並且有用的知識,而它們並不是由科學及技術的層次而來。這樣的思維在公共政策規劃上已經是受到相當大的重視,許多學者早就提出建議,必須將上述的知識納入於政策的制訂之中,讓具有專業知識的政策規劃者與擁有生活經驗知識的被規劃者多進行接觸與溝通,並且互相學習,在彼此交互主觀的對話與學習過程中,或將獲得大家皆可接受的共識,並由此產生適宜的公共政策。

再者,必須探索的第二個課題為社會問題是如何被定義的?以核四為例,它僅為科技上的專業問題嗎?它不也是政治及社會問題嗎?其實,公共政策的制訂乃是來自於我們對於社會問題作了什麼樣的定義,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問題,它的定義其實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其包含了許多各方力量運作的可能性。為什麼會這樣主張呢?H.W.J. Rittel & M.M.Webber認為那是因為社會問題的本質基本上是與自然科學所面對的問題不同,自然科學所處理的是溫馴的(tame)問題,容易清楚的定義,但是社會科學所面對的問題則是完全不同,它所處理的是邪惡的(wicked)問題,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馴服它們。尤其是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社會問題通常是無法完全的描述,也因此沒有客觀一致的定義。

一個邪惡的社會問題是可以由許多方法來給予解釋與定義,無形之中,選擇解釋的方法也就決定了問題解決的途徑,然到底那一個解釋才是對的呢?其實,沒有一個規則或是程序可以來決定那一個解釋才是正確的,選擇解釋的途徑是獨斷的,一個人的價值態度、立場或利益會來引導他所要作的選擇,而且每個人可能都會嘗試選擇對他最為有利的方向來解釋。因此,社會問題的定義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議題,而這也就是為什麼Rittel & Webber指出,「政府規劃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社會及政策的規劃—都是很難去定義的;它們的定義是倚賴於捉摸不定的政治判斷,然後以此來解決問題。」這也是C.E. Lindblom & D.K. Cohen對於問題定義的見解,他們說「尋得一個問題的權威式解答,通常似乎都是失敗的,這是因為質疑者及批評者可以很容易的宣稱問題被錯誤的定義。其實,問題並不是客觀的存在那裡,讓我們去發現它,我們作了一個選擇來形塑我們的問題。」

由上述的論述引申,那麼接下來的第三個課題要問的是,誰擁有這個選擇權呢?如果社會問題的定義是源自於政治判斷,而這個判斷是受到價值、利益、立場及權力的影響,那麼,技術官僚及科學研究者對於社會問題的見解或是對於公共利益的詮釋,就一定會比地方住民來的高明嗎?以往,在有權力者的運作之下,為求科技至上的價值觀能夠支配我們的社會,政府及企業界通常會把那些原本是屬於政治範疇的社會問題轉化成為科技的問題,如此一來,去解決那些問題的方法就是要完全仰賴於專家及技術人員,而不是地方民眾的民主參與,而這也是有權力者高明的統治方法,也是核能發電問題過去被定義及解決的唯一途徑。

住民投票的制度設計是要來回應上述三個重要的問題,也欲透過如此制度上的設計,讓地方住民的生活知識能夠獲得相對的尊重、讓他們也擁有部分的權力來對於社會問題進行不一樣的詮釋、讓他們也可以來選擇適宜地方的公共政策。而這也表示,住民投票其實隱含著相當深邃的意涵,因為它代表的是知識多元的肯認、及權力的釋出與分享,也唯有在此情形之下,保守擁有權力者才會真正放下身段來與地方住民進行誠意的溝通,並促進共識的達成。

2003/7/18 發表於《政策論壇電子報》,72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2003年6月27日 星期五

您相信嗎?歷史竟然開了我們一個大玩笑!—對於陳定南部長批評孫善豪教授一事有感

法務部陳定南部長近日內對於本刊去年刊載之文章有所批評,此事並經聯合報於今年六月十九日第九版予以批載,由此引發了雙方進一步的論述。陳部長於今年六月三日部務會議內針對本校政治學系孫善豪教授發表於去年五月十日之文章持相當不同之意見,其主要內容已由法務部秘書室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傳真予本刊,重點分述如下:

1. 查經濟部擬將「著作權法」上一些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本部始終反對,此事在去年五月九日各大報的全國版均有大幅報導(詳見附件一—簡報八份)。陳部長在立法院答詢時也重申反對立場(詳附件二—立法院公報詢答實錄)。孫教授未加查證就胡亂指責,陳部長為此批評「有失嚴謹客觀的治學精神」,應屬公允。
2. 另孫教授寫道「中華民國的法務部也鄭重宣布,它是微軟公司的打手。」完全是捏造。查本部從未如此矮化自己。
3. 陳部長指該段文字「甚至近乎可笑,簡直快到斯文掃地的程度」並不為過(詳附件三—法務部部務會議紀錄)。
4. 本部遲至最近才反應是因為不久前才收到 貴院寄贈的「政策論壇電子報彙編」,以前並不知有該文的存在。

在進入實質內容的討論之前,首先必須澄清的重要事情為雙方的時間點有長達一年以上的落差,也就是孫教授的文章是發表於去年的五月十日,而陳部長的言論則是出現在今年六月三日的部務會議。由於本電子報之彙本是一年出版一次,其內容是將過去一年之內的文章匯集成冊,於本校校慶之時發行。這也就是說,當陳部長在閱讀孫教授文章的時候,此文已經是存在超過一年的時間,陳部長是在討論一年前的文章。

而據敝人瞭解,本刊一貫之作業程序是每星期五發行,截稿時間大約是在前兩天,留下一天讓工讀生進行版面的編排及電腦相關事務的處理。翻開去年的行事曆,五月十日為星期五,那該期之截稿日也就是為兩天前的五月八日, 五月九日則是工讀生作業的時間,而各大報大幅報導法務部反對將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也就是在這一天。因此,孫教授在寫該文時法務部決然反對的立場其實是尚未在立法院中呈現,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很有可能是還未發生,因此,這要叫孫教授如何來查證?上述之第一點是否為強人所難呢?

在法務部五月八日明白宣示之前,其於此事之立場並不明確,這使得立法委員必須藉由立法院質詢的機會要求法務部有所澄清。然而,在陳部長澄清之前,「龐建國對於盜版擬改公訴罪相當不滿,指責行政院長游錫方方土因為擔心美國貿易報復,『沒搞清狀況就亂發言』。」 而專研法律之蘇盈貴委員也明白表示,「盜版行為除罪化已成為世界潮流,以美國為例,只有兩個州把違反著作權納入刑法,國內刑責修法卻相當嚴苛,進一步要改為公訴罪,法務部根本反其道而行。」 上述二例明白指出,就連訊息靈通、權力相對廣大的立法委員都有這樣的認知,法務部怎能苛責孫教授會有類似的想法呢?

另外,不知陳部長是否知道,就在今年二月份,在台灣反盜版聯盟代表拜會陳部長之後,中華資訊網報導,「陳定南同意,目前刑法本身對違反著作財產權規定的刑度符合國際水準,但法院實際的判決確實太輕,他也同意盜版改列非告訴乃論的公訴罪,屆時不論警察或檢察官都可主動偵辦。他並承諾未來在行政院審查著作權法修正案時,一定會予以支持。」 這樣的報導,對照於去年五月八日,「法務部反對將侵害智慧財產權改為公訴罪,即使行政院其他部會有不同意見,法務部還是不會改變立場。」 前後兩個立論南轅北轍,請問陳部長,我們又該相信哪個消息呢?

再者,對於法務部是「微軟公司打手」一事,則是有更多的事證指出當時社會的許多不滿。台灣商業軟體聯盟去年大肆宣傳,「為落實行政院『保護智財權行動年』計劃,法務部、經濟部與台灣商業軟體聯盟今聯合對外發表『二○○二企業反盜版行動』,宣佈展開歷年規模最大、檢舉獎金最高的反盜版查緝行動,並訂二○○二年五月一日為共同與法務部開始嚴格調查執法日,呼籲使用者應提高警覺,切勿心存僥倖心理。」 而這個行動「乃由台灣商業軟體聯盟發起,法務部、經濟部共同擔任指導、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及中華民國資訊產品反仿冒聯盟所共合協辦,也是政府與民間團體首次攜手合作,為歷年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反盜版查緝行動。」 至於法務部的立場呢?「法務部長陳定南於會中表示…期間應由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查緝專案會報,集中檢、警、調的力量,以主動蒐證和受理檢舉的方式,徹底打擊各種反著作權法、侵害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如此一來,是否剛好落實了孫教授所謂的「打手」指涉?

其實,當時社會充斥了對於法務部的批評,如網頁設計師張莉莉就指出,「在微軟逐漸獨占全球電腦軟體之際,我國沒有任何預防、對抗行動,處於挨打地位,任由微軟公司擺佈,大家指責法務部淪為微軟打手…。」 親民黨立法委員並公開指稱,「法務部自本月起替違法在先的微軟強力取締盜版,淪為微軟的討債公司。」 而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高育仁則是講的更為露骨,他「希望我們的司法單位,切勿成為外國大廠商的劊子手。」 而去年由大學生及教師會所發起的「反反盜版」運動,大家應該是記憶猶新,活動中對於陳部長也是多有嚴厲的批評。陳部長後來在接受前體委會主委趙麗雲的訪問時,也自承彼等「公開點名說法務部是『美帝打手』,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打手,甚至點名說我是微軟的超級推銷員。」 以此觀之,孫教授所謂的打手指稱,大抵是了無新意,僅只是延續別人類似的說詞罷了,而陳部長對於去年眾多的批評皆能大肚容忍,何以今年卻反是呢?倘依此邏輯,法務部秘書室是否也要一一去函上述立委及人員,指其「斯文掃地」呢?再者,只要詳讀孫教授的文章,其重點並非於此,上述的打手論也僅是文章的楔子,陳部長過份偏愛於此,是否忽略了該文的真正重點?

然而本文的目的並非僅是資料的鋪陳,欲維護本刊的立場而已,而是要進一步的探索陳部長為什麼會在文章出現一年之後仍然這樣的「大怒」? 敝人揣測可能的第一個原因是陳部長把時間弄錯了,以為孫教授的文章是最近發表的新作。本院所發行的「政策論壇電子報《彙本第二冊》」在最後一頁的邀稿函中曾註明本「政策論壇」為電子週報,每年在五月二十日本校校慶前後並以平面印刷的方式出版彙本,因此本彙本的印行時間為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但是,在彙本當中的每一篇文章雖皆依時間歸類於每一序號之內,惜並未指明每一序號的發行時間,如此一來,可能會讓陳部長誤以為該文是發表於今年的五月二十日。

尤其是立法院本會期正在討論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該修正案已於今年六月六日院會三讀通過),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並於今年五月五日針對「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舉辦公聽會,會議討論的題綱中赫然出現:「草案除現行法常業犯外,將『為銷售或出租之目的而盜錄盜版光碟之行為』與『明知為盜錄盜版光碟而予以散布之行為』,增列為公訴罪(其他維持告訴乃論原則),是否合理?」及「國際上到底有沒有『著作權侵害除罪化』的立法趨勢?」 這樣的議題討論隱含著本次著作權法的修法其實是與法務部的立場甚為有關,它並且是延續著去年的論爭,而更為碰巧的是,一年前與一年後時間上的巧合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嘆為觀止!因為,一樣都是發生在五月的上旬!因此,敝人以為陳部長可能是把該文發表的時間弄錯了,倘孫教授的文章真是發表於今年的五月十日,那陳部長的大怒是相當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它是發表於去年五月初,而這是否是歷史跟法務部、本院及孫教授開了一個大玩笑呢?如此思來,不禁令人莞爾!

另一個解釋原因是,長期以來法務部及陳部長由於此事而遭受到民間社會的誤解,然在行政院的壓力之下卻是不能夠主動表達反對的意見,這種現象其實由去年五月八日陳部長於立法院的答詢安排中就可以看的出來,陳部長是在龐建國立法委員的詢問下才得以被動的表達立場,這表示法務部可能是無法主動表示反對意見。而今年的著作權法修正,法務部的聲音也未得到經濟部或是行政院的重視,這使得法務部必須劃清界線,不斷強調是「經濟部擬將『著作權法』上一些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本部始終反對。」 這樣的聲明,其實是可以深刻感受到法務部及陳部長的無奈及其於此事的無力感。陳部長或許會想,事情既然不是我作的,那麼帳為什麼要記在我的頭上呢?不過,以陳部長過去的豐富閱歷,他的生氣可能是與那些批評的字眼無關,而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懂我的心」?

其實,台灣在長期的經濟成長意識型態掛帥底下,經濟部及經建部門長久以來都是國家的強勢部會,其他機關是無法與其抵擋,法務部在此次交鋒明顯是落於下風,在政策上是被邊緣化了,這可能也引起陳部長的不快。然檢閱台灣過去發展的歷史,被邊緣化的機關又何嘗只有法務部?如以敝人所熟悉的空間規劃為例,「政府領導的部門是主管『經濟建設』的部門,其主導的經建計畫對空間計畫有主導及改變的權力…當核心功能單位受到充份的保護時,邊陲功能單位則刻意地曝露於外在環境的監督與影響。」 在這種情況之下,真正主導政策走向的經建部門猶如藏鏡人一般,隱身於幕後,卻使得其他部會在經建部門「免死貧道」的情況下,受到社會許多的責難。然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法務部絕不是唯一被邊緣化的機關,如此想來,陳部長是否會舒暢一點呢?

然以陳部長過去優異的從政成績與崇隆的民間聲望,敝人卻是有更高的期待,因為光是劃清界線、表示本身的清白可能是不夠的。陳部長於宜蘭縣長任內,力抵經濟部及台塑王董事長欲於利澤工業區設置六輕的案例,至今仍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事情,而陳部長在電視辯論會上的精彩表現也是歷久彌新的畫面。宜蘭至今仍維持環保立縣的基礎,陳部長無疑是有相當大的貢獻。然陳部長當也不會忘記,抵擋六輕設廠的成功除了必須歸功於地方政府的努力之外,民間社會的合作無間可能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陳部長領導的宜蘭縣政府在與民間社會通力合作之下,終於抵擋了六輕於宜蘭的設廠,此事其實是有重要的意涵。陳忠信引用德國政治及社會學者奧菲的論點,特別指出「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構成要素(主要是資本積累和民主正當性)間存在著矛盾、衝突。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便是要在其間制定動態平衡的政策。」 動態就表示政策並非是一成不變,它是有扭轉的機會。如今政策的走向明顯的是傾斜至資本積累的一方,然這並不保證政策未來不會偏回來,不過政策要導引回來是必須努力的,而這是必須倚賴政府部門中的公道力量及民間社會的集結。

法務部在去年其實是幫經濟部背了一個相當大的黑鍋,許多民間社會的批評都是針對法務部而來,然仔細思慮,民間社會與法務部的立場有那麼大的差距嗎?民間社會諸多的批評又何嘗不是陳部長可以援引的力量?敝人揣測,此事件之另一當事人孫教授至今仍拒絕回應,這是否也隱含著深意呢?對於此事,陳部長何妨在澄清之餘,與孫教授步調一致,皆放大胸襟一笑置之呢?畢竟我們是要攜手走更遠的路。

2003/6/27 發表於《政策論壇電子報》,69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2003年6月19日 星期四

土地使用計劃變更實現住民投票良機

公投法案雖在民進黨大力動員之下,惜仍然無法在本會期順利通過,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我國過去相當缺乏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經驗;另一方面則是長久以來公民投票往往與政治敏感度相當高的統獨議題相結合,這接使得部份國人仍存有相當之疑慮。

其實公民投票是彌補間接代議民主的一個不錯的辦法,以美國為例,它長久以來已經廣泛運用於各州,未必是如同國人所認為的僅適用於國家認同的議題。為了要讓都市及區域的成長能夠獲得更為有效的控制,從一九六○年代以來美國部份州就積極實施所謂的成長管理制度,其內容雖然包含許多不一樣的技術及運作原則,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機制即是透過住民投票來決定土地使用計畫的變更與否,這被稱之為投票箱規劃(ballot box planning),也就是透過住民的投票來決定是否要讓該項發展計畫在此地實現。以二○○○年十一月的選舉為例,以州及地方相關的成長議題就分別登記三五及五一八個投票行為,而美國加州更是實施住民投票最具成效的地方。他大量的使用住民投票來決定土地使用規劃的方向,從一九八六年至二○○○年就有六七一次的住民投票,平均每年發生四一次,這樣的頻率實在是不可謂不高。

為何要在土地使用計畫變更之時進行住民投票呢?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對於公民權的尊重,為了要讓住民能夠提早參與公共政策的決定,並降低後續的行政及社會成本,土地使用計畫的變更就成為住民投票很好的時間點,它可以讓住民決定該項開發行為是否被許可。不過,他的被採用其實隱含了更為重要的意義,目前在台灣所採用的民眾參與方式大抵是間接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也就是由住民所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來代為行使住民的意願。不過,在成長機器理論(growth machine theory)的詮釋之下,地方上的菁英及民意代表往往與政府行政官員組成成長聯盟,僅視土地為獲利的生產要素,偏向促進地方上的經濟成長,連帶使得他們無法正確表達住民的偏好。此外,現行台灣土地開發的審議或是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施行,皆是採取相當菁英的途徑,由專家、學者、民意代表、行政官員來做關鍵性的決定,這也相當程度偏離了由當地住民自由選擇的決策模式。在此種權利不對等的情形之下,如何透過直接民主來彌補上述間接民主的不足,就成為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課題。

因此,賦予地方社區住民對於未來發展的相對自主權、一個開放並且公平參與的權力結構、不再完全倚賴於技術或是行政菁英的指揮,可謂是公共政策制訂的主要重點。然而,一般的住民是屬於權力上弱勢的一方,他們需要政策規劃者的協助,才有可能與權力的擁有者進行公平競爭。這種理念其實在過去的規劃理論思辯中,就有學者大聲疾呼其重要性,例如Davidoff就特別重視公民在規劃過程中的民主參與,他認為公民在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應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規劃的過程中不應把民眾排除在外。他提出了倡導規劃的概念(advocacy planning),建議規劃者必須幫助民眾參與,並應該特別協助那些無法參與的弱小團體。

然而,不論是資訊的提供或是交互主觀的溝通皆無法保證弱勢的一方因此就能夠擁有權力來公平的參與,這樣的主張仍然是相當的不足,倘要賦予地方住民真正的權力,則在政治制度上就必須要有所安排,而直接民主的觀念在此時就能夠提供相當好的助益,也就是說,透過直接民主權利的賦予,才能夠促使規劃者與被規劃者之間的接觸及互相學習,有權力的一方可能因此才願意放下他們的身段來直接傾聽並瞭解住民的心聲,這樣一來,彼此的共識或許才能夠真正的實現,以此觀之,公民投票不僅是目的、他更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展望未來,在土地使用計畫變更之時進行住民的投票,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設計,他可以讓地方住民真正的擁有部份權利,並由此促使開發者及政府官員尊重民意,真正的來進行溝通,傾聽住民內心的需求或是不安,由此或將可以得到彼此皆可接受的共識,並解決長久以來民眾抗爭的棘手社會問題。而透過此種方式不僅可以降低公投的政治敏感度,也可以培養國人對於住民投票的經驗,這也或將是民進黨未來實現其理想的一個重要途徑。

發表於Taiwan News綜合週刊 第86期 2003/6/19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