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日 星期六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1/25)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1/25)
我很樂於與大家分享土地改革的重要史料,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書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本書已不多見,卻重要的敘述中國國民黨在耕者有其田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分享其中的重要段落(頁465)。

書籍名稱: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
第三七一次會議 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主席:蔣總裁
一、關於限田政策之實施日期及實施前之準備工作,應如何確定,提請核議案。
附記:張秘書長其昀、谷主任正綱、吳主席國楨同志、蔣主任委員夢麟同志、蕭錚同志、黃部長季陸同志、黃議長朝琴同志、任廳長顯群同志、沈局長時可同志、連委員震東、湯組長惠蓀同志相繼就本案作業務有關之報告,或發表意見。

決議:
查扶植自耕農實現 總理遺教耕者有其田之必要步驟,亦為本黨現階段重要政治主張。三年以來,臺灣實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已著成效,應即於明年一月起,推行限田政策,責成本黨從政負責同志,將上項政策之執行,列為明年施政之中心,而黨的活動,亦應於此為有效之配合,務期集中力量,貫澈實施。在明年一月開始實施前,一切必要準備工作,如扶植自耕農條例立法程序之完成,實物土地債券之發行,公營事業股票之讓售,對內對外宣傳之加強,農運幹部份子之訓練,以及對本黨民意機關代表同志之指導等,均應分別由主管單位積極進行,俾本黨所一貫主張之民生主義,得於最短期間獲進一步之實現與成功。

二、總裁對實施限田政策有關之指示:
限田政策務須於明年一月一日付諸實施。臺灣省政府對本案之處理程序,一面送省臨時議會徵詢意見,並須在本會期內討論完畢;一面送行政院,俾早日咨送立法院完成立法手續。報紙應注意宣傳,並對共匪在大陸實行土改後之慘禍,詳為說明,使一般國民均能明瞭其真相。

我國土地徵收為何那麼浮濫?我國都市計畫是如何看待土地徵收?

我國土地徵收為何那麼浮濫?我國都市計畫是如何看待土地徵收?
謝謝胡慕情小姐幫我拍了這一張照片。我想幫大家解釋一下我那時的發言重點,而這也是我國土地徵收會那麼浮濫的關鍵之處。
依法,我國土地徵收的行政處分雖然是在土地徵收審議階段才予以決定,但實際的情形卻完全不是如此,其實在都市計畫擬定及審議階段即已決定了。也就是說,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往往是附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以「附帶決議」的方式決定了土地徵收的執行,這也使得後續的土地徵收審查委員會(現改名為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在審查土地徵收案件時,大概都僅是形式審查,而不是實質審查,其結果就是我國土地徵收相當的浮濫,嚴重侵害基本人權。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我國都市計畫擬定及審議階段是如何來看待土地徵收?都委會是否以嚴謹的土地徵收要件(如公益性、必要性、比例性、及最後手段等)來予以審議?這是非常重要之處。
照片中,我左手拿的是民國101年8月8日台南市政府公告的都市計畫書(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第一階段】等),它是厚厚的一大本,有好幾百頁。那麼,在這幾百頁中,有幾頁是提及土地徵收?讓我告訴大家,僅有一面(還不到一頁,因為一頁有兩面),是的,請不要懷疑,只有一面!而那就是我右手拿的那一張紙。
而這僅有的一面竟然就是一章,也就是「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非常重要的土地徵收就是寫在財務計畫中。請大家看一下「表6-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土地取得方式為「徵購」,而開闢經費則為「土地及地上物補償費」及「工程費」,前者即是土地徵收所需支付的補償費,也就是政府在面對土地徵收時,只考量必須支付多少金錢補償成本!
這是否讓你深感驚訝與震撼?也就是說,我國都市計畫不論是在擬定或審議階段,都僅是用成本的觀點(土地及地上物補償費)來看待土地徵收,根本不由基本人權保障的觀點來看待土地徵收,也就是說,完全沒有討論該土地徵收案件是否符合土地徵收必備要件!
而這也是1月27日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中,台南市政府代表針對前次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結論的回覆內容(請見「第1次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3/5)」及「第1次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4/5)」)。它根本就是文不對題,完全沒有回答是否符合「公益性、必要性、正當性...等」,而僅是回答「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以協議價購或徵收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及「拆遷安置」,主要還是把土地徵收當成是金錢補償的課題,而不是基本人權侵害的課題。
這就是我國土地徵收會那麼浮濫的根本原因!政府總是認為給了金錢補償就可以進行土地徵收,至於土地徵收所需具備的嚴謹要件則是完全被忽視,根本都沒有進行審查!
各位朋友,都21世紀了,我們也已經解嚴30年了,我想請問大家,我們還要讓這種嚴重侵害人權的情形繼續下去嗎?
(發表於徐世榮臉書2016/01/30)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1/31)---介紹「各縣市議會對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意見彙錄」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1/31)
---介紹「各縣市議會對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意見彙錄」
1953年所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被徵收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屬「出租之共有耕地」,其比例約佔總徵收面積的70%,此為該政策最受爭議之處。

當時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原本是建議將這部分刪除,不列入徵收的範圍,這應該是大家所比較熟知的。但是,大家所不知曉的是,當時台灣省各縣市議會對此也有非常強烈的意見,大部分縣市議會也都是建議將其刪除,可以說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識,希望能夠將「出租之共有耕地」剔除;但是,很遺憾地,這並不為蔣介石所領導的政府所接受。

這份重要史料的名稱為「各縣市議會對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意見彙錄」,目前藏於「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並且已經掃描成電子檔,收錄於「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建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閱覽及影印。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2/1)---介紹「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2/1)
---介紹「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耕者有其田政策對臺灣帶來非常劇烈的衝擊,當時的「臨時省議會」對於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所擬定的《臺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有著非常多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對政府要全面征收「出租的共有耕地」根本就是持強烈反對意見,這可以由當時的會議紀錄清楚的呈現。但是,很遺憾地,政府根本就沒有尊重他們(民意機關,這包括臨時省議會及各縣市議會)的意見。

這些史料現在都可以輕易的取得,我建議大家可以到「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申請帳號,經許可後,建議大家尋找「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然後進入閱讀編號283、284、285、286、287、288等六項檔案會議紀錄。

盼請仔細的看,您會發現這些會議紀錄跟教科書裡所寫的,幾乎都是不一樣的。

土地改革史料分享(2018/2/5)---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是違法徵收政策

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重點是實施於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徵收了非常大面積的「出租的共有耕地」(約佔全部被徵收土地面積的70%),但這些徵收卻是違法的徵收。

我之前所介紹的「內政考察團考察報告(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已有清楚敘述,今日欲再幫大家補充介紹「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聯合督導團報告」。在其「共有土地問題」節次內,特別寫明:

「單有土地因繼承為共有再分割為單有問題

茲舉例說明:例如彰化市張雲紅張款兩寡婦(僅有一幼子為白痴)係血親姊妹,由繼承取得五分七釐之出租共有耕地,惟於四十一年四月一日後分割為個人所有,依照條例第七條規定,此種情形視為未移轉,復照省地政局所訂「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手冊」之規定,遂予以徵收,此類情形在各縣市均普遍發生,人民紛紛提出異議,認為四月一日以後移轉者既視為未移轉,理應回復其未移轉前之權利型態及權利關係,即仍為共有予以保留。

處理意見:此類土地之徵收乃依照省地政局工作手冊之規定辦理,但條例施行細則並未有此項規定,該項工作手冊係在二月間印行,施行細則則係在四月間公佈,此種權利之重大轉變,在法令上實應加以明確統一之解釋,以釋各方之疑竇。」

由上述重要報告中可知,當時的「出租的共有耕地」的徵收是依據臺灣省民政廳地政局內部自行印製的「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手冊」(註:《計算征收保留耕地須知》),而不是臺灣省政府所公告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施行細則」,此為嚴重違法之處。

註:《計算征收保留耕地須知》第25條:「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以後,由共有移轉為個人有,一律征收,不予計算。」

參考文獻:鄧文儀主編,1955,《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301。

為什麼要謝謝蔡英文總統?

很感謝蔡英文總統今天在參加「2018台北國際書展」時買了我的「土地正義」書籍,我得知消息後,立即在我的臉書予以致謝。為什麼要致謝?

第一、因為我很希望透過蔡總統的購買,能夠讓更多朋友對本書感到興趣並閱讀它,進而能夠讓台灣社會更為瞭解土地正義的理念,並儘快減少不當的土地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及其他非正規住居的強制迫遷,因為這都嚴重侵害了國民的基本人權。

第二、我感謝蔡總統的原因乃是涉及了苗栗大埔張藥房的重建,我必須跟大家說,張藥房得以重建有很大部分是必須歸功於蔡總統的關懷與堅持,如今,張家、朱家、及黃家都已經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權狀,張藥房並已經完成建築設計,目前即將邁向重建之路。其中過程點滴在心頭,我衷心的感激!此外,現階段全台強制迫遷問題依舊是非常嚴重,我也很期待蔡總統能夠拿出照顧苗栗大埔張家朱家及黃家的心情及作為,也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以上說明。

(發表於徐世榮臉書2018/02/06)

建築安全管理是屬公共政策及政治重要課題

各位朋友,我認為建築安全管理是屬公共政策重要課題,其中不只是包括了龐大的經濟利益,更是涉及了政治權力的運作,也就是說,「權力」到底是由誰來擁有的重要課題。

我也呼應了蔡志揚律師的觀點,台灣建築安全管理(甚且都市更新)的關鍵問題乃是政治問題;也就是說,台灣為何無法建構良健的建築安全管理制度,這乃是由於「建築開發利益團體」阻擋所致。今日凌晨與朋友有一些討論,我想就讓它另成一欄,供大家參考。

建築安全管理是屬公共政策重要課題,必須了解核心的權力課題,而這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關鍵課題。

(1)丘昌泰老師的《公共政策:基礎篇》書籍會討論多元主義、菁英主義、制度主義(也就是國權主義)、統合主義等;這又如

(2)陳東升老師的《金權城市》書籍,第一章就討論誰是型塑台灣都市空間的主體,他告訴我們大概有幾個重要的行動者,分別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資本利益集團(即俗稱的財團)、地方派系、及地方民眾部門(即公民社會),但是,他經過了對於台北縣(現新北市)的田野研究(尤其是著重於建築業),他發現地方民眾部門的聲音其實都是被制度性的排除,台北縣在進行空間型塑時(如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他們的意見並不被重視,這也表示陳東升老師可能是比較傾向前述組合主義的觀點;再者,

(3)政大王振寰老師在多年前發表《誰統治台灣?》一書,在書中第五章特別提及成長機器理論(growth machine)及都市政權理論(urban regime),他研究的空間領域是台中市,而且是著重於我們非常熟悉的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在這一章他也引用了政大社會系熊瑞梅老師過去所指導的二篇碩博士論文,就我閱讀的心得而言,他偏向於採用都市政權理論來詮釋台中市的都市發展,他更指出台中市的空間發展是一小群政治經濟菁英所造成的。

(4)我自己多年前所發表的《土地政策》書籍,在理論上則是採納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強調公共政策的制訂是在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及政策合理正當性(policy legitimacy)之間取得動態的平衡,而這也是陳忠信(杭之)先生所著的《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的核心論點。但是,我也偏向於採用前述組合主義及都市政權理論來詮釋現在台灣公共政策,尤其是都會區政策(這包括了蔡志揚律師所討論的建築及監管),思考的重點乃是到底是誰擁有權力。很遺憾地,在此都市政權底下,資本的積累是公共政策的主要核心,而公民社會所追求的公義、人權、永續等價值都被排除於公共政策的制訂範疇,而這正是台灣公共政策制訂(尤其是都會區公共政策)的重大危機。

但是,若進一步討論我們都相對熟悉的《都市更新條例》為例,我們可能都知道問題的關鍵在於第11條,因為這一條大開都市更新的後門,這也使得台北市的更新單元竟然有98.9%都是由實施者(建商)自己來劃定,沒有公益性及必要性作為背書,建商於創造出一個多數後,接下來就不斷地透過種種手段來批評那些不願意加入都更的少數住戶(如釘子戶或是死要錢的指責),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憑什麼建商可以自劃更新單元呢?為什麼建商就可以把看中的房子劃進去呢?建商自劃更新單元的效力竟然可以高於憲法財產權的保障,這不是很怪異之處嗎?

不過,如果我們把建商可以自劃更新單元放入於前述公共政策「誰擁有權力」的討論,那都市更新的權力是由誰來擁有?應該就是建商實施者了,而這也應該就是蔡志揚律師在他文中所述的「建築開發利益團體」了,因此,他們也就成為應該被譴責的對象了。至於社會賢達,他們擁有權力嗎?大抵是沒有的,既然沒有擁有權力,那我們為何可以苛責於他們呢?

瞭解至此,要如何才能夠擁有建築安全管理制度,我認為除了建築專業的面向外,我們更應該由政治面向著手,一方面,我們可能不應再繼續讓「建築開發利益團體」擁有那麼大的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我們可能也要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讓他們有機會並有權力加入於相關公共政策制訂,如此一來,問題或許才有解決或減緩的可能。

(發表於徐世榮臉書2018/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