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研商土地徵收條例修法重點座談會」發言稿

各位朋友，內政部明天（2014/10/17）上午將舉辦「研商土地徵收條例修法重點座談會」，主席為林常務次長慈玲，我受邀與會。討論議題有三：

1.現行區段徵收制度之改進
2.土地徵收是否納入聽證程序
3.其他

我今日整理過去所寫文稿，針對這三大議題，草擬了明日的發言稿，剛才也已經將其寄給內政部承辦人員。我想也把它們放在我的臉書，供朋友們參考，也請大家不吝給予批評指正，謝謝。

（一）針對議題一「現行區段徵收制度之改進」，我們的意見為「立即廢除區段徵收制度」，說明理由如下：

立即廢除區段徵收制度！

我國土地徵收向來浮濫，除了為人詬病的一般徵收外，就是我國獨創的區段徵收制度。何謂區段徵收？ 1986年《平均地權條例》修訂時，將其定義為：「本質雖仍為政府以公權力強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但事實上，已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從此，政府將區段徵收視為是與民間合作的土地開發，以此來規避土地徵收必備要件之拘束，區段徵收遂演變成為公部門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挹注財政及土地炒作的最佳利器。

政府財政愈是困窘，區段徵收愈是大受青睞，因為它除了可幫政府快速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外，並可獲得大面積的可建築用地（俗稱配餘地），經由配餘地的讓售或標售，可用來挹注政府財政之所需。因此，1990年行政院特別核定「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後來又有十多種法規於制訂或修訂時，相繼納入區段徵收，這使得被徵收的土地倍增。

政府雖將區段徵收定位為合作開發，但事實上，土地所有權人是被強迫參加，完全沒有拒絕的權利。政府認為透過都市計畫手段，土地開發完成後，原本的農地變更為建地，當地也開闢了公共設施，地價自然上漲，由此認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是得利者，基於「土地使用變更回饋理論」，原土地所有權人因此必須有所貢獻，其主要的做法就是「捐地」。許多經驗顯示，原土地所有權人大概必須捐獻高達70%左右的土地給予政府。

這套精心設計的制度看似合理，其實卻隱藏了許多嚴重問題：

第一、區段徵收雖與一般徵收有異，但本質上仍屬於土地徵收之一種，是對人民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的剝奪，必須符合憲法及相關大法官解釋文規定。即區段徵收仍然必須嚴格遵守土地徵收所必備的嚴謹要件，如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遺憾的，若以這些要件來檢視目前許多區段徵收案，皆是不吻合的。也就是說，被迫捐獻多少土地是一回事，但是，是否符合徵收要件才更是核心關鍵！

第二、倘政府仍刻意要將區段徵收定位為合作開發，那麼雙方應該是公平的，政府必須獲得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或者，這樣的合作開發須由原土地所有權人發動，由他們提出開發及回饋計畫，政府僅擁有核可權，而絕不是越俎代庖，逼迫他們一定要開發。例如，目前針對老舊工業區的變更使用（如遠東及裕隆集團），政府特別訂定審議規範（「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由民間主動提出，雙方由此簽訂開發協議，由業主提供捐獻或回饋，並非是由政府強迫變更。那為何在農業區就會有如此大的差異？這明顯是歧視農民及欺負社會弱勢。

第三、土地是用來生活的，不是用來買賣炒作的。許多人對土地往往有著親密的連結或是依附，這是無法用地價的提高來予以取代的。由許多反對區段徵收者的身上，往往會獲得彼等愛家護土的強烈印象，他們需要的是把土地保留下來，因為土地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家。政府強迫他們加入區段徵收合作開發事業，逼迫他們只能接受土地的交換價值，這是個致命的錯誤。

現行區段徵收引發社會龐大爭議，也造成土地正義的淪喪，藉由大埔案的宣判，提醒我們應該立即改正偏頗的土地徵收制度，讓人權及公義得以彰顯。我們因此認為，立即廢除區段徵收制度，應為首要之務！

（二）針對議題二「土地徵收是否納入聽證程序」，我們的意見為「土地徵收應納入聽證程序，並由土地徵收准否機關舉辦」，說明理由如下：

應納入聽證程序，並由徵收准否機關舉辦！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法院釋字第425號） 。人民之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既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憲法第15條），則國家因公用或因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司法院釋字第516號、第652號解釋），但仍應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再者，土地徵收之立法，乃至法之運用或解釋，均應在著眼增進公共利益之徵收目的之外，亦有必要同時顧及保障人民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之內涵，意即應考量公益與私益之衡平，始能與憲法規定意旨相符（司法院釋字第409號）。立基於此，土地徵收除需有法律規定外，其要件大抵包含了：促進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五大項，這五項皆需吻合，不能夠有任何一個缺漏，否則其徵收就缺乏合法性及正當性 。

土地徵收的首要要件即是它必須符合促進公共利益的要求。所謂的公共利益是個抽象的詞彙、不確定法律概念，它必須經由非常嚴謹的行政程序來予以體現，這也就是說，公共利益的定義及其內涵，並非是由政府、行政官僚、或是學者專家單方面就可以決定，而是要開放給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彼此透過誠心的對話及溝通，踐行公平公開的法律程序，來共同形塑公共利益的內容，其所獲致的結論才是所謂的公共利益。吳庚前大法官也指出，公共利益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他並特別強調「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不過，針對土地徵收，我國現行的行政及法律體制卻完全缺乏這個民主參與的管道，這也就是說公共利益的詮釋權完全是由政府及權力擁有者掌控。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9號解釋〉明白指出「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舉凡徵收土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有關徵收目的及用途之明確具體、衡量公益之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均應由法律予以明定，俾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司法機關為適法性審查有所依據。尤其於徵收計畫確定前，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俾公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土地法各款用語有欠具體明確，徵收程序之相關規定亦不盡周全，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後來政府雖制定〈土地徵收條例〉予以回應，但卻是虛晃一招，只作表面功夫 ，陳立夫即明白指出，「我國之土地徵收程序，並不因土地徵收條例新增上開特點，而得以實踐大法官釋字第409號解釋所宣示關於土地徵收之正當程序；質言之，事實上土地徵收條例欠缺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規定（2007：228）。」

由於《行政程序法》第164條第1項規定：「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數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而，《行政程序法》第107條第1款也明白規定：「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因此，不論爭議之大小，現行制度應趕快納入聽證程序。又由於土地徵收准否之行政處分乃是由內政部來裁決，因此我們也認為應由內政部來舉辦聽證程序。

（三）針對議題三「其他」，我們認為我國土地徵收相當浮濫，強迫拆遷及驅逐問題嚴重，基本人權保障相對非常缺乏，因此，建議應納入「基本人權保障與健全土地徵收制度」討論議題，說明理由如下：

基本人權保障與健全土地徵收制度！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對於財產權非常重視，其第17條明示：「一、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共有的所有權；二、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為何特別重視財產權？這是因為它與生存權與人格權緊密連結，無法分離。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文釋字第400號》也指陳：「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有著絕對的關係，而這也涉及了人格的獨立自主及人性尊嚴的擁有，因此，對於財產權的侵害，也就剝奪了人民的基本人權。

從苗栗大埔到目前眾多土地徵收案，都涉及了政府對於基本人權的剝奪及強制迫遷。針對這些議題，聯合國也非常重視，這是因為它發現許多國家屢屢以發展為名，進行大型公共工程或基礎建設，致使其國內人民遭致迫遷，造成嚴重社會問題。聯合國在1997年發表了《因發展導致迫遷人權準則（Comprehensive Human Rights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Displacement）》，強調迫遷嚴重侵犯人權，它僅能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之下才准予使用；它也認為政府必需窮盡所有可能來尋找替選方案，迫遷僅能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它更於次年公布《國內迫遷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其中特別強調「對於那些對土地有強烈倚賴及連結的人們，如原住民、少數族群、農民、游牧民族等，國家有特別義務及責任，避免他們遭致迫遷的命運（引自Penz, Drydyk & Bose, 2011, 92）。」

此外，《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之《第7號一般性意見書》，特別指出這種因為發展而導致的強迫驅逐。其第7點敘述：「其他一些強迫遷離的事例則是在發展名義下出現。爭奪土地權的衝突，像建造水壩或其他大規模能源專案等發展和基層結構工程、為重新修建城市而徵用土地、重新修建房屋、城市美化方案、農業方面的土地清理、不受控制的土地投機買賣、像奧林匹克等大規模運動會的舉行等，都會導致居民被迫遷離。」

基此，土地徵收及土地掠奪屬基本人權議題，政府本應嚴予保障，不能隨便逾越，但是我國情形卻不是如此。近年來，政府為了解決嚴重財政赤字及經濟成長遲滯問題，及為了達成選舉勝選目的，不斷地帶頭進行土地開發及炒作，政府幾已成為最主要的土地開發商，它帶著建商、財團、地方派系及土地投機者，組成土地炒作縱隊，不斷地四處掠奪土地。但是，那些土地有許多是優良農田，產權也都屬農民所有，為了逼迫農民交出土地，政府不惜頻頻祭出侵害人權的一般徵收、區段徵收等手段，這使得許多農民及人民被剝奪了世代居住的家園，流離失所於原本鍾愛的地方。

政府為了規避侵害人權的事實，創造出好幾套論述與迷思：（1）它把土地徵收窄化為金錢補償問題，只重視土地的交換價值，完全忽視其使用價值及情感認同，因此，二年前《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僅於「市價補償」上打轉。（2）土地徵收涉及「促進公共利益」要件，政府則是巧妙的把公共利益定義為成本效益問題，僅計算那些可以量化的因素，排除那些無法量化的因素；為了讓開發計畫順利通過，成本效益分析所呈現的結果時常是數據的扭曲，如預期利益的誇大、成本及環境風險低估。（3）公共利益也被扭曲成為科學理性及工程技術的專業問題，人權保障議題至此被轉化為科技問題，需委由專家來予以解決，公共利益因此是由少數專家、行政官僚及由其組成的委員會來給予詮釋及界定，人民則是免開尊口。

但是，這樣的扭曲及誤導終究是無法逃避侵害人權的事實。近年來我們看到政府不斷的對社會弱者下重手，赤裸裸的劫貧濟富，剝奪他們最後僅存的土地，這逼使老農及都更災民走上街頭抗議，有人含恨而終、甚且是飲藥自盡，這真是讓人悲憤難過！我們要再次強調，土地的意涵是相當豐富、多元及複雜，例如，它可以是經濟生產要素、獲利的資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視之為是環境生態的永續資源，是我們生存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更為重要的，土地是我們主觀認同的空間，它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是我們心靈連結及依靠的處所，它除了是非賣品外，更是我們生活的根本。

基於此，在財產權考量之外，土地及房屋更是與生存權與人格權緊密連結，無法分離。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有著絕對的關係，因此，對於財產權的侵害，也就涉及了對於生存權與人格權的剝奪。我國早已解除戒嚴，本應回歸憲政及國際人權標準，充分體現社會公義，如今馬英九總統既然也已經簽署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人民基本人權本應獲得充分保障。盼望政府及財團派系能夠懸崖勒馬，並立即修改《土地徵收條例》，讓它能夠符合民主憲政國家之標準，不要再進行浮濫的土地徵收及土地掠奪，為許多土地被強制徵收者保留一條生路！

以上，敬請參酌。

發表於徐世榮臉書，2014/10/16，https://www.facebook.com/srshiu/posts/1571978409697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