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還是依法暴政

這次抗議苗栗大埔4戶遭到拆除，被拖被打還說要用公共危險罪移送，讓我很訝異，但我一點都不怕，因為這只是我作為一個人很基本的表達。3年前我陪著大埔的農民到行政院，此事的前後緣由，包括行政院如何承諾，我最清楚，我對這群大埔農民有道義上的責任。吳敦義說當初答應的條件已經給了98％、99％，但關鍵是你當初怎麼答應人家的？這24戶產權都是獨立的，不是共有財產，你說給了98％、99％，有什麼意義呢？事實上，當初在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連都市計劃圖都畫好了，建物全數保留，你怎麼可以這樣反悔、欺負人？

我無法理解馬英九在想什麼，為什麼這4戶沒辦法保留下來？用一個誅心之論，就是馬英九放任，劉政鴻要報復，透過拆屋來展示他的權力。

政府徵地「殺紅眼」

從美國念書回台灣後，我很深刻地感覺到台灣的土地徵收實在太過浮濫。在美國，土地徵收是天大地大的事，就算有，大部分都是政府向民眾協議購價來取得土地。日本當年為了蓋成田機場，曾引爆了非常強烈的抗爭，稱為「三里塚事件」，當時民眾為了反徵收，甚至住到樹屋裡，警察還把樹砍掉，死傷非常慘重，最後是日本首相親自道歉才了事。為此，日本對土地徵收有非常深刻的反省與調整。我們台灣的面積約為日本的1╱10到1╱11，但我們徵收的個案卻是日本的10倍，相對應下來，台灣的土地徵收個案是日本的100倍。

而這只是「一般徵收」的個案，還不包括像苗栗大埔、淡海新市鎮、桃園航空城、機場捷運A7線這種動輒數百公頃，甚至上千公頃的區段徵收。可以說，它們已經習慣，把徵收當成取得土地的唯一的手段，這個政府已經殺紅了眼。

為何殺紅眼？因為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所以習慣性地透過土地開發，把農地變建地來解決債務，而區段徵收就是用來進行土地開發的工具。更過分的是，這個政府還把區段徵收曲解成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開發，以此來規避嚴格土地徵收繁複的要件拘束。

另一項原因就是政治力，名為開發，其實是地方政治人物與派系在炒作，透過都市計劃與區段徵收，把這些樁腳綁起來，都市計劃成為政治力交換的場域，如何實現公共利益？

地政舊制台灣還用

看到這些事，我心裡頭實在既難過又掙扎，因為這些制度都是我們地政領域的老前輩制訂下來的，但這些制度實在有問題；區段徵收是19世紀的制度，歐洲早在20世紀就已廢棄，沒想到台灣到了21世紀還在使用。

台灣的土地徵收法令千瘡百孔，包括《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劃法》、《區域計劃法》都制訂於解嚴前，這些法令都還沒解嚴，才讓劉政鴻有這麼大的權力；所謂依法行政就因此變成依法霸凌、依法暴政。馬政府與劉政鴻不斷說拆大埔4屋是為了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到底是什麼？是縣長說了算、有權的人說了算嗎？真正的公共利益必須有正當的行政程序來形塑，但台灣卻以多數利益來取代公共利益，選舉贏的人來詮釋所謂的公共利益，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陳嘉宏記錄整理）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