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風災與知識體系的新建構

莫拉克颱風帶給台灣鉅大的損傷，隨著災後重建工作的積極展開，我們的反省及檢討似乎已經告一個段落，一切又逐漸恢復平常，回復至過往的生活及思考脈絡。

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大環境底下，災害在世界各地頻傳，防災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台灣自然也不例外，透過國科會及政府相關行政部門的預算編列，我們已經投入了金額相當龐大的研究經費，期待相關防災科技的研究，能夠事前精準預測及防範災害的發生，或是希望災害所產生的損害能夠減至最低，我們冀盼也相信這些科技知識能夠協助社會，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但是，莫拉克颱風卻嚴重衝擊了這些經由科技所建構起來的知識體系，我們不禁要問，花了那麼多錢所建立起來的知識對於防災產生了什麼功效？這些知識真的那麼有用嗎？如果花費了那麼多的研究經費，最後的結論依舊只能歸因於暴雨量太大，那麼，成篇累牘的研究成果及由此所起造的相關硬體工程，它們到底發揮了什麼功效？未來要怎麼辦？是否投入更多的經費，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更關鍵的是，這是經費的問題？還是這個知識體系根本上就是有問題的？

一直以來，我們深信科技是客觀中立的，我們認為建立於科技的知識一定能夠幫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然而，知識其實是個主觀的建構，科技也是如此，科技純然中立之說已經不再為許多人所接受。尤其是當我們已經步入「風險社會」或「災難社會」的年代，科學知識更是有其不確定性，這使得科技專家面對日益複雜的變遷社會，其預測風險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相對降低，但是我們卻看不到科技專家有深刻的反省。

部分科技專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近年來雖然嘗試運用風險評估的方法，建構起「可接受風險」的概念，彼等觀照「客觀的事實」，將風險置於「可計算性」的範疇內來予以解析，依賴「機率」的概念將其量化計算，繼而將其轉化為「可接受風險值」，嘗試以此來重建科學的權威性，說服民眾，並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依歸。

不過，所謂「客觀的事實」其實並非是那麼的客觀，它往往是受到觀察者及研究者主觀立場的影響，這進而使得科技專家所認定的「可接受風險」，與實際生活經驗者及那些可能因此決定而受到負面波及者，有了相當大的差距。相關防災科技的研究，其實也是建立在研究者主觀的假設之上，也就是因為如此，由此知識體系所建構起來的防災政策，與社會現實之間已經出現了相當大的落差。

那麼，該如何產生適當的防災政策，就是現存社會的一個重大的議題。要如何來對付這個難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體系？Beck認為我們可能必須重新定位科技進步與文明發展的整體關係，並將科技決策的決定權回歸於社會，經由社會理性（非科技理性）之論述來達成決策的選擇。這也就是說，許多防災政策應該是一個結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日常理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體，它不能透過個別專業化而彼此孤立，不能依各自理性來發展，而是必須跨越學科及團體來尋取共識。在這當中，地方民眾的意見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將其納入防災決策之中，也就是說，防災政策其實是個充滿了政治、社會及道德的重要議題，不應由科技專家所獨占，地方民眾應該被賦予參與的權力，並享有相對的自主性。

八八風災發生之後，社區大學成員、原住民團體、地方文史工作室及許多民間有志之士紛紛站上了第一線，積極投入救災與災後重建，彼等透過網路來傳達最新的消息，並分享寶貴經驗，他們提出許多與科技知識不同的實務觀點，非常有助於問題的瞭解與解決。於此同時，許多以地方知識為主的「地方學」在各地湧現，他們試圖要重新建構我們的知識體系，把過去長期被嚴重忽視的生活經驗與地方知識找回來，這可能是我們在八八風災付出昂貴教訓之後的最重要體會。


本文發表於《原教界》2009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