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者論文審稿造假，有六十篇學術論文遭國際期刊撤銷，此事在國際媒體大肆報導下，已成為相當不堪的醜聞，嚴重影響我國聲譽。豈知，更為驚爆之處乃是教育部蔣偉寧部長竟然也身涉其中，其列名之五篇論文也同遭撤銷。蔣部長雖以「不知情、不認識」來回應外界的質疑，然這明顯與學術常理不相符合，自己掛名的文章怎會不知情呢？尤其是這些論文皆已列入蔣部長的學術著作目錄之中，難道連這也不知道嗎？另外，蔣部長說他不認識對方，但最新消息卻明確指出，雙方合作已超過十年，並共同發表了十篇論文，不認識之說不攻自破。
此事與學術倫理緊密相關，也牽連著台灣學術界的整體風評，政府必須嚴肅處理，給台灣社會一個交代。至今，江揆雖下令科技部進行調查，但是依照《大學法》，教育部才是我國大學教學、研究、評鑑、升等、獎勵等之主管機關，它更是應該責無旁貸的主動調查，並與該學術期刊前任主編及SAGE公司聯繫合作，將這六十篇論文被撤銷的原因查個水落石出，並做出符合學術倫理之適當處置，倘有冤枉，也必須還給學者一個公道。但是，教育部迄今卻無法啟動調查機制，原因乃是部長本人也牽涉其中，所以，若部長不離開這個職位，調查無法啟動，眾多學者及台灣學術界聲譽恐也將持續蒙塵。
此醜陋個案促使台灣學術界必須面對另一嚴重問題，即目前偏頗的評鑑及獎勵制度。曾幾何時，在自然理工及經濟學科的主導之下，政府引入了國外SSCI、SCI、EI等學術期刊指標，學者的學術貢獻度主要是計算他在這些期刊中發表論文的篇數及點數，這些數量也成為學者升等、評鑑、獎勵等的關鍵指標。而教育部及科技部對於各大學的評比與資源分派，主要也是以這些數量為主，這使得各大學為求成為「頂尖大學」或「卓越大學」，紛紛撒下重金，獎勵學者生產那些期刊指標內的論文。
由於數量優先，學者被扭曲成為論文生產的機器，嚴重輕忽了教學與服務的同等重要性；有學者並會探詢國外期刊主編所偏愛的課題，特予迎合；也有學者會互傳那一些期刊比較容易刊登，並將一篇論文拆解成多篇論文，相互掛名，形成「重量不重質」的現象。
更嚴重者，大學裡的知識典範也因此出現了非常畸形的發展，以量化及科技為主、容易發表論文的研究成為主流，並取得龐大的資源；相對地，以質化為主、社會人文歷史的研究都變成了邊緣學科，在大學裡苟延殘喘，因為它們的論文根本無法量產。然而，社會問題的本質並不會因為大學的評鑑及獎勵制度而來改變，台灣的社會問題必定是具備台灣特質，跟這裡的人、地、歷史緊密相關。遺憾地，大學裡所建構起來的知識典範卻不是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它是用來發表國外「Ｉ」級學術論文的，這使得台灣的大學與台灣社會漸行漸遠，二者之間出現了龐大的鴻溝，學者自我禁錮於「Ｉ」級象牙塔裡，屢屢被譏為狀況外。
此次審稿造假雖為個案，卻也有其制度面深層意涵，期盼政府能夠嚴肅對待。除處理個案之外，也能肯認不同的知識典範，並改變目前偏頗的評鑑及獎勵制度，讓學者不再陷入量的迷思，製造出這種違背學術倫理的國際級醜聞。
發表於《自由時報》〈自由共和國〉，2014/07/14，A14。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