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殺人、制度殺人

   三年多前台灣農村陣線開始介入大埔事件，我才得以認識張森文先生及他的家人，他給我的感覺是勤儉、善良及憨厚老實，他非常顧家及愛他的太太，這使得張藥房被拆之後，他相當自責，深覺沒有盡到作為一位丈夫及父親的責任。他說，房子拆了，就好像把他的腳筋斷了，讓他的人生無法再站立起來。此外，他也因土地徵收而得到重度憂鬱症，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從他的臉上我再也看不到過往的笑容。他的立即死因目前仍然不明，但我要說的是，他的真正死因絕對是「他殺」，是這個殘暴政府及不義制度殺了他。

   江宜樺沒履行結論

   三年前八月十七日，我陪著大埔自救會代表進入行政院會商，得到兩項重要結論，即「原屋原地保留、農地集中劃設」，由於會前已有共識，因此當天的會議氛圍相當融洽，營建署並也已畫出都市計畫圖，供大家確認。當天主席為吳敦義前院長，江宜樺前內政部長及劉政鴻縣長也都與會，大家一團和氣，毫無異議，會後行政院並正式行文，留下會議紀錄。由於都市計畫及土地徵收的主管機關皆是內政部，我原以為江宜樺前部長一定會認真履行這兩項結論，但是，他沒有！他完全配合劉政鴻！後來的都委會會議竟然翻轉了會議結論，而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也僅以四分鐘時間進行形式審查，全案因此底定。行政院公文如同一張廢紙，政府的承諾比狗屎還不如。

   劉政鴻依惡法行政

   面對外界批評，劉政鴻總是以「依法行政」予以回應。試問，是怎樣的法律逼死善良老百姓？大埔事件涉及兩項重要法律，一為都市計畫法，另一為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徵收條例。我國都市計畫法體制主要成形於一九六四及一九七三年的兩次修正，為了經濟成長及土地炒作，都市計畫強調集權及排除民間參與的黑箱作業模式，它成為權力擁有者獲利的工具。後者，一九八六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時，正式訂定「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區段徵收的定義被扭曲為「政府強制民間一定要參與的土地合作開發事業」，政府惡質的以合建來規避土地徵收必備要件之拘束，這個制度後來並被納入於土地徵收條例之中。

   這兩項法律並沒有因為解嚴而有變革，仍然停留於威權統治型態，完全由少數政治菁英及技術官僚來壟斷公共利益，一般老百姓根本無權置喙，這也造就了劉政鴻這個土皇帝。在這樣的制度底下，土地成為買賣炒作的商品，是用來投機賺錢的。然而對於張森文及他的家人而言，土地就是家，是用來生活的，張藥房六坪土地是他們安身立命及情感認同的地方，這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也就因為如此，土地及財產權是重要的基本人權，倘不符合土地徵收必備要件，即會侵犯了基本人權，應嚴格禁止，而這也就是為何先進國家甚少進行土地徵收的主因。惟，我國體制未改，政府也養成隨意徵收的惡習，致使人民之基本人權不受保障。

   李鴻源部長你錯了

   李鴻源部長辯稱，「要公共建設，就要土地徵收。」這是錯誤的，因為先進國家很少進行土地徵收，還是有許多公共建設，更何況台灣的徵收真是為公共建設嗎？大部分都是土地炒作。張森文已過世，但我們一定要讓他的死有意義。期盼大家一起努力，修改不合宜法律，建構真正為民服務的政府，不要讓他白白犧牲了！

發表於自由時報，2013/09/23, 自由共和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