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都市更新制度有重大缺陷，經由昨天士林文林苑的激烈衝突更是凸顯其不合理之處。謹提供下述觀點供社會各界參考：
一、這是由建商發動的「強迫合建事業」。 台灣的都市更新制度與歐美國家幾乎是完全不同，我國的制度設計是把它交由建商（實施者）來操作，如關鍵的「更新單元」之劃定（第10條、11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第19條）、「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第29條）等，皆是由建商完全掌控，其中雖有相關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的程序設計，但是建商是制度及權力的擁有者，一般老百姓鮮少可以與之相抗衡。
二、這是由建商發動的「土地徵收事業」。《都市更新條例》的條文中，雖然幾乎看不到土地徵收的文字，但是其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權的土地徵收，尤其可懼的是，都市更新的土地徵收事業是不用具備土地徵收所需的嚴謹要件，這應是目前都市更新問題的關鍵核心。根據我國法律，土地徵收應只有政府才能發動，民間私部門是不被允許的。
多數決錯誤恐違憲
但是，政府卻在《都市更新條例》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只要在建商所劃定的更新單元內，同意更新的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超過一定比率（第22條、25條之1），即可強迫不同意者加入更新，由此剝奪人民在《憲法》上所受保障之權利。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然而，土地徵收所影響者，非僅是被徵收土地權利人之財產權，往往亦及於其生存權及工作權。立基於此，土地徵收必須具備五大要件：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這五項要件皆需吻合，而且是缺一不可。但是，我國的都市更新卻另創「同意比率」來取代這五項必備的嚴謹要件，並錯誤的以多數決來予以正當化，這樣的作法恐已涉及違憲。
三、這是由政府縱容的「政商合謀事業」。 我國《都市更新條例》是新自由主義及私有化思維底下的產物，制度設計上，一方面是政府放手由建商來操作，另一方面卻是不惜祭出公權力來為其撐腰。
如「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第36條），如此一來，倘上述根本問題未予釐清，政府就胡亂代為拆除或遷移，這使得政府淪為建商的幫兇與牟利的工具。
四、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土地的意涵相當豐富、多元及複雜，例如它可以是經濟生產要素、獲利的資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視之為是環境生態的永續資源，是我們生存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更為重要的，土地是我們主觀認同的空間，它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心靈連結及依靠的處所，它除了是非賣品外，更是我們的根。
基於此，在財產權考量之外，土地更是與生存權與人格權緊密連結，無法分離。
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有著絕對的關係，因此，對於財產權的侵害，也就涉及了對於生存權與人格權的剝奪。
我國早已解除戒嚴，回歸憲政，馬英九總統也已經簽署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人民基本人權本應獲得充分保障，但昨天北市府竟做出強拆動作，這嚴重讓我國人權蒙羞、倒退與沉淪！
本文於2012/03/29發表於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