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週末記者 劉斌 實習生 趙一丹 寇愛哲
2010-09-21 22:42:43 來源:南方週末
臺灣大埔當地政府強制徵地,動用推土機毀田,導致一農婦憤而喝農藥自殺。全臺灣反對徵地的農戶在「總統府」前集體抗爭,「行政院長」邀請農戶代表與宜蘭縣長「談判」。事件後,臺灣「內政部」會同各方代表,研討修訂《土地徵收條例》。
光著腳在“總統府”前抗議的大埔農民。 (“臺灣好生活”網站/圖)
「淩晨三點多,政府派出的二百多名員警準時一起行動。二十多輛挖土機、鏟土車開進稻田,它們或開挖或推土,甚至只是在稻田裡繞幾圈就開走。
「聞訊趕來的民眾隱忍著不敢阻止,其中一位憤怒的農民大聲喊要放火燒挖土機,但換來的是稻田被鏟成平地,放眼看去幾乎看不到還站立著的稻禾。」
這是臺灣公民記者dino.utopia在博客中的一段文字,記錄的是6月9日臺灣苗栗縣竹南大埔發生的政府強徵土地的一幕。當地要建科學園區,不過尚有24戶農民不同意徵地條款,於是政府「依法動用強制力」。
事態進一步惡化。8月3日,大埔一位73歲的農婦,因不堪忍受沒有土地的痛苦,喝下農藥自殺身亡。徵地計畫這才「暫停」下來。
終於,在最近,24戶農戶中的23戶和當地政府達成初步協議:農戶的房子得以保留,在房屋附近,他們將得到與被徵地面積一致的農地,繼續耕種。剩下的一戶,因為其房屋正位於規劃中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其拆遷方案還在談判中。
而在過去的幾個月的抗爭中,農戶、民意代表、非政府組織與當地政府展開了怎樣的博弈?
98%的「投降率」
臺灣威權時代制定的《土地徵收條例》現在依然生效。根據這一條例,只要多數用戶同意徵地方案,政府就可以對釘子戶強制徵收。
而在大埔,98%的農戶同意徵地計畫,這成為當地政府強制拆遷的重要依據。
從2004年開始,苗栗縣政府即以擴大科學園區為由,開始在大埔徵地。最初徵地面積為163公頃。然而2008年3月,縣政府突然宣佈為鴻海集團下屬的群創公司多徵收近5公頃,這24戶農民就在這5公頃區域內。
如果農民接受政府的徵地計畫,會得到相當於被徵用農地面積的40%的建築用地。因為建築用地地價更高,農戶一般都可以借此獲利。但是,大埔的不少農戶換得的建築用地不是靠近高壓線,就是靠近墳地,地價太低。
即便如此,在當地政府制定的徵地方案中,拒絕徵地的農民只能得到政府支付的「賠償金」,而且金額更少。所以絕大多數的農戶最終接受了政府的徵地方案。「98%不是同意率,是投降率。」農村陣線聯絡人蔡培慧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農村陣線」是臺灣一家旨在幫助農民維權的民間組織。為了幫助大埔的24戶「釘子戶」,該組織從2009年起,就持續請當地農民到臺北開記者會,向各界表達訴求。農村陣線還組織位於新竹的臺灣清華大學師生,每週坐30分鐘汽車,跑到農戶家中調查情況,把他們的訴求發到網路上。
另一位長期為「釘子戶」們請願的是臺灣的「立法委員」康世儒。過去一年間,他組織農民輾轉各個行政機構抗議,縣政府、檢察院、「行政院」、「總統府」,「每一個能去的地方都去過了」。
就在事發前1個多月,康世儒還給臺灣「總統府」打電話,當面向「內政部長」江宜樺提出,希望找一位公正的人做中間人,解決農民和政府間的矛盾。但事與願違,所有的上級行政單位都不願插手。「他們不在乎,覺得那只是少數人的意見。」康世儒對本報記者說。「任何徵收都是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苗栗縣政府秘書長葉志航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我們對2%的少數意見還是會尊重。」
不過,在黃秋琴的印象裡,他們收到的來自宜蘭縣政府的公文,遠多於「尊重」。
大埔的釘子戶們自己組織了「自救會」,黃秋琴就是成員之一。6月5日,她收到宜蘭縣政府發下的一紙公文,上寫「將進行道路施工」;6月8日,她又收到一紙沒有附地圖的「封路通知」。再一天後,推土機就開進了她家的農田。
「臺灣土地的徵收辦法,由大多數的人來決定你家的土地要怎樣用,是一種惡法。」對政府的所作所為,康世儒用八個字形容:「‘中央’無能,地方鴨霸」。
兩百萬人觀看的「集體上訪」
大埔一位朱姓農婦自殺後,蔡培慧聽她的家人說,「有好幾次老人家拿著鋤頭、戴著斗笠準備要去田裡,但是走到一半卻又回來,嘴裡喃喃地說‘田沒有了’」。
客觀上看,「大埔事件」的暴力程度並不甚於往年。前些年,臺灣出現過多次推土機直接摧毀民房的案例,也時常出現拆遷戶用石頭、棍棒與政府抗爭的激烈畫面。
6月19日,在苗栗大埔被政府毀壞的農田旁邊,農村陣線將各地反徵收的農民聚集起來,發佈「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宣言,號召所有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團結起來。
4天後,農民們開始到「監察院」和「總統府」陳情,但事情依然沒有進展。甚至到了6月28日,幾十台推土機又開進大埔農田,甚至把肥沃的土壤都運走了。在蔡培慧看來,「政府這麼做是在展示他們的公權力,要農民死心」。
被逼上絕路的農民,開始策劃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夜宿」。
7月17日晚,不只是大埔農民,包括竹東二重埔、苗栗後龍灣寶等全臺灣8個有徵地矛盾地區的自救會,都到場表達訴求,主題被定為「土地正義,圈地惡法,立即停止」,受害農民們要求全面暫停臺灣現行農地徵收,重新評估農地徵收的「必要性」、「公益性」與程式問題。
「本以為來一千人就很了不起,結果來了三四千人。」當晚主持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主任徐世榮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據臺灣《中國時報》統計,當晚臺灣有兩百萬人觀看了這場「集體上訪」。
「政府這樣胡亂徵收土地,已經違背了‘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工作權的保障,我們必須站出來表達我們的意見。」徐世榮如是解釋這次行動的目的。
隨後兩天,徐世榮和農民代表密集到「總統府」陳情,臺灣政府終於開始實質性回應。在馬英九指示下,「行政院長」吳敦義邀請大埔自救會負責人和苗栗縣長劉政鴻三方溝通,共同商討解決方案。只是溝通一個半小時,縣長劉政鴻絲毫不鬆口,氣憤的自救會代表葉秀桃兩度落淚。
在此期間,推土機在大埔農田的工程作業絲毫沒有停止,政府派人將土地用圍欄圍住,日夜開工。
儘管23戶釘子戶剛剛跟政府達成了初步協議,但農戶們其實也依然不滿意。「本來我們要求撤銷徵地方案。」徐世榮對本報記者說,「但是政府的力量太強大了。」
未來徵地將按市場價補償
徐世榮與自殺的朱阿嬤的兒子做了一期電視訪談節目。錄完節目後,他問徐世榮,「我們的《土地徵收條例》怎麼會這麼訂?讓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逼得我媽媽走上絕路!」
事實上,在宜蘭縣政府強制拆遷前,24戶釘子戶已經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依據現行的臺灣《土地徵收條例》,政府只需將應該補貼的錢款放到法院指定的帳戶中作為押金,就可執行強制拆遷。
對於政府的暴力執法,苗栗縣政府秘書長葉志航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在臺灣這個法制社會裡,行政單位務必要依照程式來做。」
「法是政府跟人民的契約。」農村陣線聯絡人蔡培慧說,「法裡面規定了政府可以啟動徵地、怎麼徵收,可是沒有規定人民表達意見的程式。」
在他看來,這種土地政策從臺灣威權時代遺留至今,即便經過民主化進程,「政府威權也早就習慣了」。所以,臺灣面積雖只有日本的1/10,每年發生的徵地案卻是日本的10倍。
「徵地在日本是不得不出鞘的尚方寶劍,臺灣卻把它當菜刀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陳立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在「大埔事件」後,臺灣「內政部」開始研究《土地徵收條例》的修訂問題。8月16日,徐世榮參加了「內政部」召集的土地徵收座談會,各地負責土地政策的官員悉數到場,「內政部」部長江宜樺特別握著他的手說,「這一次《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完全開放,不設定任何立場」。
「在那些土地被徵收人眼裡,土地不只是一個生產要素,更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是一個家。」所以徐世榮建議,「臺灣一定要揚棄過去那種只要提高補償費就能夠解決土地徵收問題的單純想法。」
「民眾的抗爭的重點並不是金錢,而是在維護原來的生活方式。」徐說。
然而現實是,臺灣的農業在GDP的比例已低至10%,佔據主流聲音的是中產階級,不斷開發出的科學園區,對於他們意味著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在博弈過程中,把土地當唯一救命稻草的農民,卻成了最弱勢的群體。
「以前政府補償土地的價格是市價的60%左右」。在經歷「大埔事件」後,徐世榮接觸的政府官員告訴他,「目前的共識是,未來政府若要徵地將按照正常的市場價補償農民。」
時至今日,「推土機毀農田」已過三月,苗栗縣政府的辦公電話裡,依然是「五星縣長」劉政鴻錄製的「歡迎彩鈴」。只是面對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時,苗栗縣新聞科長侯淑芳禮貌地回答說:「事件已經告一段落,我們不會再發表針對此事的任何言論。」
「我們是農民,只是想把自己的農地留下來耕種而已,就這麼簡單。」「釘子戶」之一葉秀桃對本報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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