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陳定南部長近日內對於本刊去年刊載之文章有所批評，此事並經聯合報於今年六月十九日第九版予以批載，由此引發了雙方進一步的論述。陳部長於今年六月三日部務會議內針對本校政治學系孫善豪教授發表於去年五月十日之文章持相當不同之意見，其主要內容已由法務部秘書室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傳真予本刊，重點分述如下：
1. 查經濟部擬將「著作權法」上一些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本部始終反對，此事在去年五月九日各大報的全國版均有大幅報導（詳見附件一—簡報八份）。陳部長在立法院答詢時也重申反對立場（詳附件二—立法院公報詢答實錄）。孫教授未加查證就胡亂指責，陳部長為此批評「有失嚴謹客觀的治學精神」，應屬公允。
2. 另孫教授寫道「中華民國的法務部也鄭重宣布，它是微軟公司的打手。」完全是捏造。查本部從未如此矮化自己。
3. 陳部長指該段文字「甚至近乎可笑，簡直快到斯文掃地的程度」並不為過（詳附件三—法務部部務會議紀錄）。
4. 本部遲至最近才反應是因為不久前才收到 貴院寄贈的「政策論壇電子報彙編」，以前並不知有該文的存在。
在進入實質內容的討論之前，首先必須澄清的重要事情為雙方的時間點有長達一年以上的落差，也就是孫教授的文章是發表於去年的五月十日，而陳部長的言論則是出現在今年六月三日的部務會議。由於本電子報之彙本是一年出版一次，其內容是將過去一年之內的文章匯集成冊，於本校校慶之時發行。這也就是說，當陳部長在閱讀孫教授文章的時候，此文已經是存在超過一年的時間，陳部長是在討論一年前的文章。
而據敝人瞭解，本刊一貫之作業程序是每星期五發行，截稿時間大約是在前兩天，留下一天讓工讀生進行版面的編排及電腦相關事務的處理。翻開去年的行事曆，五月十日為星期五，那該期之截稿日也就是為兩天前的五月八日， 五月九日則是工讀生作業的時間，而各大報大幅報導法務部反對將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也就是在這一天。因此，孫教授在寫該文時法務部決然反對的立場其實是尚未在立法院中呈現，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很有可能是還未發生，因此，這要叫孫教授如何來查證？上述之第一點是否為強人所難呢？
在法務部五月八日明白宣示之前，其於此事之立場並不明確，這使得立法委員必須藉由立法院質詢的機會要求法務部有所澄清。然而，在陳部長澄清之前，「龐建國對於盜版擬改公訴罪相當不滿，指責行政院長游錫方方土因為擔心美國貿易報復，『沒搞清狀況就亂發言』。」 而專研法律之蘇盈貴委員也明白表示，「盜版行為除罪化已成為世界潮流，以美國為例，只有兩個州把違反著作權納入刑法，國內刑責修法卻相當嚴苛，進一步要改為公訴罪，法務部根本反其道而行。」 上述二例明白指出，就連訊息靈通、權力相對廣大的立法委員都有這樣的認知，法務部怎能苛責孫教授會有類似的想法呢？
另外，不知陳部長是否知道，就在今年二月份，在台灣反盜版聯盟代表拜會陳部長之後，中華資訊網報導，「陳定南同意，目前刑法本身對違反著作財產權規定的刑度符合國際水準，但法院實際的判決確實太輕，他也同意盜版改列非告訴乃論的公訴罪，屆時不論警察或檢察官都可主動偵辦。他並承諾未來在行政院審查著作權法修正案時，一定會予以支持。」 這樣的報導，對照於去年五月八日，「法務部反對將侵害智慧財產權改為公訴罪，即使行政院其他部會有不同意見，法務部還是不會改變立場。」 前後兩個立論南轅北轍，請問陳部長，我們又該相信哪個消息呢？
再者，對於法務部是「微軟公司打手」一事，則是有更多的事證指出當時社會的許多不滿。台灣商業軟體聯盟去年大肆宣傳，「為落實行政院『保護智財權行動年』計劃，法務部、經濟部與台灣商業軟體聯盟今聯合對外發表『二○○二企業反盜版行動』，宣佈展開歷年規模最大、檢舉獎金最高的反盜版查緝行動，並訂二○○二年五月一日為共同與法務部開始嚴格調查執法日，呼籲使用者應提高警覺，切勿心存僥倖心理。」 而這個行動「乃由台灣商業軟體聯盟發起，法務部、經濟部共同擔任指導、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及中華民國資訊產品反仿冒聯盟所共合協辦，也是政府與民間團體首次攜手合作，為歷年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反盜版查緝行動。」 至於法務部的立場呢？「法務部長陳定南於會中表示…期間應由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查緝專案會報，集中檢、警、調的力量，以主動蒐證和受理檢舉的方式，徹底打擊各種反著作權法、侵害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如此一來，是否剛好落實了孫教授所謂的「打手」指涉？
其實，當時社會充斥了對於法務部的批評，如網頁設計師張莉莉就指出，「在微軟逐漸獨占全球電腦軟體之際，我國沒有任何預防、對抗行動，處於挨打地位，任由微軟公司擺佈，大家指責法務部淪為微軟打手…。」 親民黨立法委員並公開指稱，「法務部自本月起替違法在先的微軟強力取締盜版，淪為微軟的討債公司。」 而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高育仁則是講的更為露骨，他「希望我們的司法單位，切勿成為外國大廠商的劊子手。」 而去年由大學生及教師會所發起的「反反盜版」運動，大家應該是記憶猶新，活動中對於陳部長也是多有嚴厲的批評。陳部長後來在接受前體委會主委趙麗雲的訪問時，也自承彼等「公開點名說法務部是『美帝打手』，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打手，甚至點名說我是微軟的超級推銷員。」 以此觀之，孫教授所謂的打手指稱，大抵是了無新意，僅只是延續別人類似的說詞罷了，而陳部長對於去年眾多的批評皆能大肚容忍，何以今年卻反是呢？倘依此邏輯，法務部秘書室是否也要一一去函上述立委及人員，指其「斯文掃地」呢？再者，只要詳讀孫教授的文章，其重點並非於此，上述的打手論也僅是文章的楔子，陳部長過份偏愛於此，是否忽略了該文的真正重點？
然而本文的目的並非僅是資料的鋪陳，欲維護本刊的立場而已，而是要進一步的探索陳部長為什麼會在文章出現一年之後仍然這樣的「大怒」？ 敝人揣測可能的第一個原因是陳部長把時間弄錯了，以為孫教授的文章是最近發表的新作。本院所發行的「政策論壇電子報《彙本第二冊》」在最後一頁的邀稿函中曾註明本「政策論壇」為電子週報，每年在五月二十日本校校慶前後並以平面印刷的方式出版彙本，因此本彙本的印行時間為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但是，在彙本當中的每一篇文章雖皆依時間歸類於每一序號之內，惜並未指明每一序號的發行時間，如此一來，可能會讓陳部長誤以為該文是發表於今年的五月二十日。
尤其是立法院本會期正在討論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該修正案已於今年六月六日院會三讀通過），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並於今年五月五日針對「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舉辦公聽會，會議討論的題綱中赫然出現：「草案除現行法常業犯外，將『為銷售或出租之目的而盜錄盜版光碟之行為』與『明知為盜錄盜版光碟而予以散布之行為』，增列為公訴罪（其他維持告訴乃論原則），是否合理？」及「國際上到底有沒有『著作權侵害除罪化』的立法趨勢？」 這樣的議題討論隱含著本次著作權法的修法其實是與法務部的立場甚為有關，它並且是延續著去年的論爭，而更為碰巧的是，一年前與一年後時間上的巧合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嘆為觀止！因為，一樣都是發生在五月的上旬！因此，敝人以為陳部長可能是把該文發表的時間弄錯了，倘孫教授的文章真是發表於今年的五月十日，那陳部長的大怒是相當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它是發表於去年五月初，而這是否是歷史跟法務部、本院及孫教授開了一個大玩笑呢？如此思來，不禁令人莞爾！
另一個解釋原因是，長期以來法務部及陳部長由於此事而遭受到民間社會的誤解，然在行政院的壓力之下卻是不能夠主動表達反對的意見，這種現象其實由去年五月八日陳部長於立法院的答詢安排中就可以看的出來，陳部長是在龐建國立法委員的詢問下才得以被動的表達立場，這表示法務部可能是無法主動表示反對意見。而今年的著作權法修正，法務部的聲音也未得到經濟部或是行政院的重視，這使得法務部必須劃清界線，不斷強調是「經濟部擬將『著作權法』上一些盜版行為由『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本部始終反對。」 這樣的聲明，其實是可以深刻感受到法務部及陳部長的無奈及其於此事的無力感。陳部長或許會想，事情既然不是我作的，那麼帳為什麼要記在我的頭上呢？不過，以陳部長過去的豐富閱歷，他的生氣可能是與那些批評的字眼無關，而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懂我的心」？
其實，台灣在長期的經濟成長意識型態掛帥底下，經濟部及經建部門長久以來都是國家的強勢部會，其他機關是無法與其抵擋，法務部在此次交鋒明顯是落於下風，在政策上是被邊緣化了，這可能也引起陳部長的不快。然檢閱台灣過去發展的歷史，被邊緣化的機關又何嘗只有法務部？如以敝人所熟悉的空間規劃為例，「政府領導的部門是主管『經濟建設』的部門，其主導的經建計畫對空間計畫有主導及改變的權力…當核心功能單位受到充份的保護時，邊陲功能單位則刻意地曝露於外在環境的監督與影響。」 在這種情況之下，真正主導政策走向的經建部門猶如藏鏡人一般，隱身於幕後，卻使得其他部會在經建部門「免死貧道」的情況下，受到社會許多的責難。然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法務部絕不是唯一被邊緣化的機關，如此想來，陳部長是否會舒暢一點呢？
然以陳部長過去優異的從政成績與崇隆的民間聲望，敝人卻是有更高的期待，因為光是劃清界線、表示本身的清白可能是不夠的。陳部長於宜蘭縣長任內，力抵經濟部及台塑王董事長欲於利澤工業區設置六輕的案例，至今仍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事情，而陳部長在電視辯論會上的精彩表現也是歷久彌新的畫面。宜蘭至今仍維持環保立縣的基礎，陳部長無疑是有相當大的貢獻。然陳部長當也不會忘記，抵擋六輕設廠的成功除了必須歸功於地方政府的努力之外，民間社會的合作無間可能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陳部長領導的宜蘭縣政府在與民間社會通力合作之下，終於抵擋了六輕於宜蘭的設廠，此事其實是有重要的意涵。陳忠信引用德國政治及社會學者奧菲的論點，特別指出「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構成要素（主要是資本積累和民主正當性）間存在著矛盾、衝突。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便是要在其間制定動態平衡的政策。」 動態就表示政策並非是一成不變，它是有扭轉的機會。如今政策的走向明顯的是傾斜至資本積累的一方，然這並不保證政策未來不會偏回來，不過政策要導引回來是必須努力的，而這是必須倚賴政府部門中的公道力量及民間社會的集結。
法務部在去年其實是幫經濟部背了一個相當大的黑鍋，許多民間社會的批評都是針對法務部而來，然仔細思慮，民間社會與法務部的立場有那麼大的差距嗎？民間社會諸多的批評又何嘗不是陳部長可以援引的力量？敝人揣測，此事件之另一當事人孫教授至今仍拒絕回應，這是否也隱含著深意呢？對於此事，陳部長何妨在澄清之餘，與孫教授步調一致，皆放大胸襟一笑置之呢？畢竟我們是要攜手走更遠的路。
2003/6/27 發表於《政策論壇電子報》，69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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