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致中央通訊社信函20110514

敬啟者，

敝人為政大地政學系徐世榮教授，剛才觀看貴社記者之報導頗有感觸，因此冒昧寫這一封信，敬請海涵。

敝校學生會邀請王丹教授演講，講題為「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敝校學生記者之報導如下（公布在政大首頁）：


【校訊記者張硯卿報導】「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學生會14日上午舉辦高等教育論壇，邀請六四民主運動領袖王丹談「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王丹除了分享在歐美求學時，所經歷的學生運動，也勉勵同學，「將大學當作行動、實踐的場所，在實踐中培養智慧。」
2001年4月，王丹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時，正好經歷當時的學潮。學生為了替藍領工人爭取提高最低工資，占領了校長室。運動從一開始只有40多人，到後來獲得更多學生、社會上的響應，擴展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影響大到連課都停了！」王丹說，「很多教授連課都不上了。」學生的堅持、各界的聲援，讓學校的態度由一開始的強硬轉為退讓。最後，學校和學生達成共識，接受部分的學生意見。在討論工人薪資的委員會上，學校也首次納入學生代表。
「他們關切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藍領工人的利益。」王丹表示，親身體驗哈佛的學生運動，給他很多啟發。他注意到，在民主發展相對成熟的西方社會，學生運動著力點已經從政治議題轉移到社會正義的層面。
身為六四民運領袖，王丹認為，大學中的學習不應只在課堂、課本上。因為學生不只是學生，「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期許台灣的學生把眼光放得更遠，進一步去關心各種社會議題、人權問題，並付諸行動，「學習在實踐中培養智慧。」
已經在台灣任教多個學期，王丹指出，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上大學，「但什麼是大學呢？」他觀察，歐美國家的大學，以培養人為出發點，「台灣的教育卻培養出許多技術人才。」
「大學的意義已經變質了。」王丹認為，聰明與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的教育都只致力於培養聰明的人，「是教育很大的問題。」他認為，台灣應將教育政策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否則台灣會拿不出和國際競爭的條件。」
王丹也主張，在大學裡「什麼樣的觀點都應該有所交流」，因為先有了思想解放，才可能有進步。他期許同學們將知識化為具體的行動，積極參與社會議題、公共政策的討論，「將大學當作行動、實踐的場所。」


相對地，貴社魏小姐之報導如下：


（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14日電）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今天表示，台灣教育是最有機會能與國際競爭的籌碼，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至國安層級。
王丹上午出席政治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高等教育論壇，主講「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對於台灣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的現況，王丹認為，學生讀大學不應只想成為進入職場的敲門磚，應提供自己培養成全方面人格的發展機會，讓大學成為實踐與行動場所。
現場有學生提問，台灣應如何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王丹反問，台灣憑什麼讓國際尊重？論軍事、經濟，似乎都稍嫌勉強。他說，台灣唯有靠教育才有機會，使台灣特殊的生活文化基礎成為亞洲教育的聚合點，讓台灣成為亞洲國家的羨慕之地。「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升到國家安全層級，否則台灣會越難拿出能與國際競爭的條件。」
談及台灣教育師資培養文化，王丹忍不住抱怨台灣師資待遇差。他說，他在大學擔任兼課教授，扣除交通費平均時薪僅3到5美元，「這樣真的像被剝削，還不如到街上要飯？」
政府若沒有改善教育，學生該如何努力？王丹說，他觀察到台灣因是海島國家，台灣學生多只關注國內事件，「和台灣人聊不到10句，就一定會聊回台灣。」相較與外國大學生談的話題，就會關注國際事務。
王丹認為，台灣學生可花長時間鎖定關注1個國家，對陌生文化深入了解，培養國際眼光的立足點。他更強調，培養外語能力是最基本也非常重要，「能否熟練掌握語言，決定掌握西方文化的能力。」
另外，王丹也認為，兩岸的距離差在「文明」。即便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但中國整體社會並非正常發展，台灣相對正常，像他對之前台灣澎湖博弈公投就非常感動，「當人權與經濟觀點衝突時，就考驗人類自我的權衡。」1000514


王丹教授之演講題目為「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兩相比較這二篇報導，敝人深以為貴社魏小姐之報導似偏離了主題，頗讓人遺憾！敝人也將保留這二篇報導，當成敝人未來教學之所用。以上，敬祝

編安

晚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看天田 看官田

驚聞苗栗大埔處理方案又生變，吳敦義院長對於農民的承諾再度跳票。

長期以來，我國實施的是不均衡發展策略，政策上重工業、輕農業，重都市、輕農村，這使得農業及農村不斷地成為被剝削的對象。以水及土地為例，它們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源，但只要是工業所需，皆可以被犧牲。近日台灣嚴重缺水，農業用水卻大量被移撥作為工業使用，使得農田必須休廢耕，那些原本應捍衛農民權益的農田水利會竟然是調撥農業用水的主角，角色之錯亂讓人訝異。

再以土地視之，都市邊緣的農田成為地方政府及土地炒作者覬覦的對象，政府在嚴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編製了許多美麗的謊言，每每以促進經濟成長及提高就業機會為藉口，輕易祭出嚴峻的土地徵收手段，剝奪農民的生存權及財產權，苗栗大埔、灣寶，新竹璞玉、二重埔、芎林，及后里中科三期、二林中科四期皆是例子。

這樣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台灣社會的階級分化，也給農村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在以成長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下，這些問題被棄之一旁，因為地方政府已經與派系、財團、建商及其他地方菁英共同構築了一個霸權聯盟，它如同怪獸一般，不斷地吞噬農地及農村。另一方面，從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偏頗制度並未因解嚴而有根本的變革，若以土地徵收為例，事實上它對於人民權益的侵害更是變本加厲。

如何破除意識形態的迷思、霸權的宰制，及不當制度的凌遲，將是農民告別悲情、重獲笑顏的關鍵；而經由一次又一次來自於民間社會的公民運動，才是達成目標的途徑。

發表於自由時報《澄社評論》專欄，2011/5/13，A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