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定義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在不同的價值、意識型態、權力、或利益取向之下，它被賦予了某種特定的意涵，而這就是公共政策的根本來源。有鑑於此，制訂公共政策的權力恐無法再由技術官僚所獨佔，而是必須保留在公民的手中。）
公共政策之制訂乃是來自於我們對於社會問題作了什麼樣的定義，因此，在論述公共政策的選擇權之前，可能必須先探討社會問題的本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問題，它的定義其實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其包含了許多各方力量運作的可能性。為什麼會這樣主張呢？那就是社會問題的本質基本上是與自然科學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根據Rittel & Webber（1973）之觀點，自然科學所處理的問題是溫馴的（tame）問題，容易清楚的定義並解決，但是社會科學所面對的問題則是完全不同，它所處理的是邪惡的（wicked）問題，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馴服它們。尤其是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社會問題通常也是無法完全的描述，也因此沒有客觀一致的定義，所以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可能無法分辨出是否正確，也可能無法找出最好的答案。
然而，基於現代化科學的理念，專業化被視為是追求完美的最佳途徑，專家們被視之為工程師一般，透過他們對於科學工具的運用，社會問題的解決似乎是輕而易舉的。Dror（1967）指出，系統分析師（system analysts）以往皆相當的自負，以為他們專業的知識可以來解決任何政策的問題，他們拒絕相信技術性的規劃無法促進人們的福祉，他們也不願放棄另一個理念，即經由那些科學工具的運用，完美是可以達成的，而以往對於所謂的「公共利益」也往往是由這些專家來給予詮釋。
可是Rittel & Webber指出，上述的自信心已經是逐漸的薄弱，我們開始瞭解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去定義問題（分辨一個觀察的現象及一個預期的現象），及如何去放置問題（在複雜的因果體系中，問題要被放置於何處），尤其是當我們把價值的因素放進來一起思考之後，問題就顯得更為棘手，也就是因為如此，Rittel & Webber將社會問題稱之為邪惡的問題。許多不同的團體或個人，基於他們不同的價值取向、意識型態、或利益取向，對於此邪惡問題的解決可能就有著不同的方案，而這一些方案並無所謂絕對的對或錯的差異。
再者，一個邪惡的問題是可以由許多方法來給予解釋，無形之中，選擇解釋的方法也就決定了問題解決的途徑，例如犯罪率的提昇可以被解釋為：沒有足夠的警察、校園墜學率太高、法律不合時宜、槍枝太過於氾濫、毒品問題嚴重…等，那到底那一個解釋才是對的呢？其實，沒有一個規則或是程序可以來決定那一個解釋才是正確的，選擇解釋的途徑是獨斷的，一個人的價值態度或利益會來引導他所要作的選擇，而且每個人可能都會嘗試選擇對他最為有利的方向來解釋。而這也就是為什麼Kingdon（1984）特別指出的，問題的定義往往會有很大的政治後果，有一些人可能因此而獲利，但是卻有一些人可能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因此參與問題的定義者，往往會希望問題的定義朝著自己的希望方向走，至少不希望問題的定義會增加自己的負擔。
因此，社會問題的定義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議題，而這也就是為什麼Rittel & Webber所說的，「政府規劃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社會及政策的規劃—都是很難去定義的；他們的定義是倚賴於捉摸不定的政治判斷，然後以此來解決問題。」也就是因為如此，社會問題的定義往往是在我們尋得解決的方法之後，才會逐漸的明朗化。這也是說，問題的定義與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同時在進行的，只有在解決的方案確定之後，社會問題的定義才會成形。因此，一個重要的觀念就可由此來引申，社會問題並非是客觀的存在，而是決定於我們要如何的解決它。這也是Lindblom & Cohen（1979）對於問題定義的見解，他們說「尋得一個問題的權威式解答，通常似乎都是失敗的，這是因為質疑者及批評者可以很容易的宣稱問題被錯誤的定義。其實，問題並不是客觀的存在那裡（out there），讓我們去發現它，我們作了一個選擇來形塑我們的問題（we make a choice about how we want to formulate a problem）。」相同的，政策規劃學者Davidoff（1965）也認為價值是無法從所謂的理性規劃模式中去除，他主張政策的制訂通常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事實的認定（a matter of choice, never of fact）。
由上述的論述引申，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該擁有這個選擇權呢？如果社會問題的定義是源自於政治判斷，而這個判斷是受到價值、利益、權力的影響，那麼，技術官僚對於社會問題的見解或是對於公共利益的詮釋，可能不會遠比一般民眾還來的高明許多，因此，在此情況之下，尤其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此選擇的權力是否就該保留在公民的手中呢？
2005/04/24 發表於政大社科院政策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