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臺灣住民在國家認同議題方面出現了相當大的歧異，由此也引發了社會不同的觀點與行動。最近有一批大學生打算要把臺灣的泥土送進聯合國，而華爾街日報也報導了臺灣住民因國家認同受到限制的不滿；然而，相對地，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則是於一月十一日刊載了吳展良教授的「同心圓史觀的限制」，並有相關後續文章的討論。由於，歷史是相當重要的學科，透過不同事件的發生及其不一樣的詮釋，一方面，可以豐富我們的心靈，創造未來不同的想像，並驅動社會實踐的力量；可是，在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在隱約之間型塑出不同的意識型態，相當程度限制了我們的思維，並讓自己的權力在此迷思之中消失於無形。在此認知之下，吳教授之文章（後稱吳文）是很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吳文之主軸大抵為臺灣近年來欲「建立一種新的主體性與世界觀的企圖」可能是不合適的，因為「人類的主體與認同意識，主要是受文化因素所主導，而非地理因素」，在此情形之下，主政者目前所推動的歷史教育是「在誤解歷史的狀態下進行」，也就是說，這種企圖是與「歷史事實」相悖，是「用主觀的想望取代實際狀況。」吳文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其實主要是一種文化的概念」，而「大多數的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在中國大陸各地的人並無二致，同屬於一個很大的文化傳統」，至此吳文之立場與文化認同大抵已經呈現。其實，類似的論述早於一九七○年代初的鄉土文學論戰就出現端倪，於此二十一世紀開展之際，臺灣似仍難脫此論述之影響。
值得審視的是，吳文最後一段之結論為，「當中國與中國文化富強美好之時，台灣人的國家與文化認同傾向於與中國合一，反之，則傾向於分離。」這句話相當重要，因為它點出了一個相當不一樣的面向，而這個面向是吳文前大半段的論述所欠缺的，這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政府及國家，其隱含之意為，當中國強盛之時，兩岸文化之傾向才會合而為一；反之，則是背道而馳。因此，值得思索的是，吳文重要的判準到底是政府及國家的強盛呢？還是單純文化認同的傾向呢？於此，讓我們再回顧一些吳文所強調的「歷史事實」。
眾所皆知，滿清政府的進駐臺灣，並不是沒有遭到強大的阻力，它必須派出施琅及大批的軍隊才能讓鄭氏王朝俯首稱臣，而這並非是透過臺灣住民對於中國文化的仰慕。滿清政府後來透過軍隊的駐防及官府的設立，才逐漸鞏固其在臺灣的主導力量，於此同時，中國文化才源源不斷而來，這也就是說，文化是藉由政府的行政及軍事力量進入臺灣的社會。然而，縱是如此，在清領的兩百多年期間，所能掌控的區域大抵也是於西部的平原地區，由於東部區域未設官廳，使得「前山」與「後山」有著絕然的分野，這可以從清治末期「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滿清政府的態度可見一斑。於此可見，身居「後山」的原住民在二百多年間並沒有自然的接受中國文化，而是必須透過沈葆禎的「開山撫蕃」才得以有部分的成效，然而，滿清政府後來於「後山」的強勢軍事作為卻也留下了相當多的遺憾。
再來，甲午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軍事及政治力量大批進駐。臺灣住民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日本文化，這是必須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能調整。例如，由於各地零星反對力量不斷，使得殖民政府於西部平原地區的土地調查必須耗時八年才得以完成，再來才能逐步進行淺山地區的林野調查及整理，至於山地林野之調查與整理則更是要等待至一九二五年之後才得以進行，因此，政府的力量大抵又是先行於文化。至於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的歷史則是更不待言，倘大多數的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在中國大陸各地的人並無二致，那麼又何嘗會發生讓人痛心的二二八事件？文化的差異不就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嗎？而如今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其學習國語的過程又是如何呢？不是有許多人因為在學校講地方方言而被處罰嗎？這種文化的教化又何嘗不是透過政府力量的強力運作？再者，如把焦點轉至兩岸關係，孔夫子思想算是中國文化的經典，他曾說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海峽對岸的政權又何嘗遵循孔夫子的教誨，它拿的是近五百顆的飛彈對準了我們，孔夫子的「修文德以來之」哪裡去了？
上述所述皆僅是平常的歷史事實，並不深奧，但它卻有二個論述的重點，其一，即歷史的發展並非純然是不可抗力的客觀力量來主導，它其實是隱含了許多主觀的操弄可能性，滿清政府、日本殖民政府、及國民政府在臺灣的歷史演變過程當中都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可能無法用客觀二字就一筆帶過，倘若我們誤解其為客觀的力量，認為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那我們也就會因此喪失了改變它的力量。其二，更為重要的是，臺灣並非是一個文化中空的地方，它是有文化的，這可以由屢次的抵抗運動中來已呈現，只是過去在各政府軍事及其強勢文化的壓境之下，這些本土文化已是奄奄一息，無以為繼，這使得我們誤以為它是沒有文化的地方，然而臺灣本土文化卻也於險處再逢生，展現其包容性，透過它與外來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的融合，也逐漸創造出其新局。
這些融合創新的臺灣本土文化從何而來？來自中國、日本、及美國嗎？是的，但是，它更是來自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住民，他們於日常生活當中，建立了與土地的密切關係，並在本土之上發展及建構了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各種網絡關係與制度，而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縱然臺灣本土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有所重疊，但並未因此就喪失其獨特性；同樣地，在後現代及全球化的年代裡，縱然因資本的快速流動及傳媒無國界的輸送，可能產生所謂的流動認同，然這也無礙於臺灣住民對於本土的認同，因為大家已是休戚與共、福禍相倚，而這個認同的關鍵雖是來自於特有的臺灣融合文化，但它更深層的來源卻是來自於我們與這塊土地的關係。
作者：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現為美國德拉威爾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中心訪問學人）
（發表於南方電子報）
